武夷岩茶的文化属性

2023年8月8日发(作者：项梁)

世界杯伊朗-

武夷岩茶的生态文化特性一一原生态武夷山，“溪曲三三水,山环六六峰”，“山涌千层青翡翠,溪摇万顷碧琉璃”，碧水丹山构成一幅天然画图，有如人间仙境。山内群峰竞秀,幽涧流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17.5°C，年平均降水量2000mm，年平均相对湿度80%以上，山峰平均海拔650mm。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以生物多样性、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森林植被典型性而闻名于世，获得“蛇的王国”、“鸟的天堂”、 “ 昆虫世界”、“研究亚洲两栖、爬行类动物的钥匙”、“生物模式标本产地”、“东南植物宝库”、“世界生物之窗”等盛誉。保护区内森林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具有多姿多彩的生态景观、绚丽迷人的曲溪瀑泉、奇趣怪异的森林植物、野趣盎然的鸟鸣猴跃、雄峻奇特的峰石景观，古树名木、珍奇花卉、空气中高负离子含量。

因此，武夷山不仅有奇秀甲东南的奇山水，而且给武夷岩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长环境，“孕灵滋雨露， 钟秀自山川”，自古名山产名茶。

武夷岩茶皆产于武夷山风景区内，在世界遗产保护地范围内，不施农药、化肥，生态条件非常优越:武夷山市森林覆盖率达79. 2%，无工业污染，在地球同纬度下算生态条件最好之地。

武夷岩茶历史悠久，素负盛名，正是“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岩骨花香之胜”。它独具一格的“岩骨花香”之岩韵，令人为之神往。

“岩韵”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独特的地理位置，其中包含地形、温度、雨量、湿度、日照、土质等因素，此外如品种、制作上也有关系。武夷山位于福建西北部的闽赣两省交界处的，这里位于武夷山脉北段，海拔1500米以上的几十座山峰绵亘，特别是黄岗山海拔2158 米，世称华东大陆“屋脊”。这些突兀于西北部的高峰拒挡了北下的寒流，迎纳了南来的温湿海风，因而在“屋脊”下形成了特殊的小气候。主要表现:一是年平均温度约18 °C，年降雨量约2000毫米，相对温度80%左右，常年实际日照910小时；二是山峰耸立，沟壑深割，峡谷纵横，溪流环绕，竹木成荫，山野披绿，因而云雾缭绕、日照弱少；三是这里属白垩纪武夷层，下部为石英斑岩，中部为砾岩、红沙岩、黄岩、凝夹岩及火山砾岩五者相而成。

武夷岩茶的历史文化特性一一悠久

武夷山产茶时间较晚，最早有文字记载是在唐朝，但是武夷茶在那时已得到名流的赏鉴，同时，为官宦馈赠的上等礼品。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甘晚侯十五人(饼)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碧水丹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忽贱用之”。这是一封拟人化手笔书写的信是一封向达官贵宦送武夷茶的信扎。“甘晚候” 典出《诗经》:“谁谓茶 (茶)苦，其甘如荠”。以甘为姓，美茶之名。唐时武夷尚未建县，为建阻县辖地，“ 碧水丹山”为武夷特称，地举其实，茶实其名，此茶当为武夷茶无疑。孙樵元和时( 公元806-820年)人，这封信函当视为武夷茶最古资料，一封信扎，使武夷茶崭露头角，始为有名。建茶在当时，已列入贡品，毛文锡《茶谱》已有“建州大团”之名。武夷所贡蜡面茶，在朝野有很大的影响。长庆时(公元821-824年)增天下茶税福建州列为产茶区之一(征榷考.《文献通考》1卷18)确证夷茶兴于唐的事实并已开始收税‘武夷茶名扬天下是从宋代开始的。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 年)，在建安(今福建建欧)北苑设立规模宏大的贡茶院。武夷山当时与建阳同属建安，武夷

茶也称建安茶，并且北苑茶出自武夷山。宋代苏轼《叶嘉传》称，武夷茶移植到建欧后遂有“北苑”之盛。北苑专制贡茶，北宋中期宫廷独尊建安茶。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说:“宋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振天下。”建州龙凤贡茶，在宋代盛极一时，史称“龙凤盛世”蒙古族在尚未进入中原之前，就已开始饮杀。在宋朝的边防线上，用马及草原.的畜牧产品换取内地茶叶的交易一直存在着。元王朝建立以后，江南产茶之地尽入元朝版图，饮茶之，风蔚然大兴。但团茶已开始逐渐淘汰，除武夷御茶园制龙团凤饼之外，散茶得到较快的发展，如当时武夷的探春、先春、次春、拣芽以及紫笋都属芽茶；叶茶为较大的芽叶制成的，如粟粒芽、武夷雨前即是。到了明代，一些茶区生产的散叶茶品质优良，又省工省时。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发布了一-道诏令，“ 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从此要求进贡的茶叶改为散茶。这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优散叶茶的发展。同时，明代生产的茶类也开始多样化，除蒸青茶以外，也有炒青茶，还产生了黄茶、白茶和黑茶。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乌龙茶、红茶和花茶[59]据清代陆廷灿《续茶经》(1717)引王草堂《茶说》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日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烘焙。阳羡齐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也。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为炒色，红者为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搪(振动)，香气

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老叶枝蒂，使之一色。”这时始有做青技术，以乌龙茶命名。福建最早出口的茶叶称武夷茶。至鸦片战争(1840)后，随着武夷茶大量出口，才有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之名。

武夷岩茶的自然文化特性一一鼻祖

武夷岩茶产于武夷山范围内，其品质、外形肥壮匀整、紧结卷曲似蜻蜒头，叶背起蛙皮状砂粒象蛤蟆背，具青翠、砂绿、蜜黄色泽且光润;内质香气馥郁芬芳、持久;滋味醇厚甘滑;花果香扑鼻，喉韵明显；汤色澄黄，清澈艳丽;叶底柔软明亮，叶缘红边鲜艳，中部浅黄绿色，俗称“绿叶红镶边”，耐于冲泡。总之，岩茶具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的品质特点，集“香韵”、味韵、和“喉韵”为一体的“岩韵”特色，饮后齿颊留芳，心旷神怡。

武夷岩茶优异品质形成与其他地方所制岩茶的品质差异较大主要是受茶树品种、生态条件、栽培制度和采制技术、加工制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武夷岩茶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优异。原始的岩茶种群分布在武夷山风景区内，在当地小气侯和传统耕作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变、人工选择，形成许多形态特性各异、品质特优的名丛、单丛(又称花名，下同)。名丛大红袍是其中之一。武夷山三十六峰、九十九岩都有花名，种类上千。尤以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及九龙窠等三坑二涧一窠的花名居多，素有“四大名丛”、“十大名丛”、“十红十白”之分，为茶中珍品。

在武夷山不同地点同品种相同加工工艺生产出的岩茶滋味不同，武夷岩茶按惯例分为正岩或大岩、半岩或小岩”、“洲茶或外山三个不同类型，虽在相同的采制工艺下，往往品质差异悬殊。

“正岩一般指武夷岩中心地带(具体为三坑二涧)，正岩茶香高味醇厚，岩韵特显为最优。

“半岩”一般指武夷边缘地带，地形较高爽，易受旱，土壤质地不如正岩，半岩茶香平正，味醇和，有沙糖味，岩韵欠显，稍次于正岩。

“洲茶” 泛指崇溪、九曲溪、黄柏溪两岸冲积士，土壤较肥沃，茶叶品质相对较差，香较低沉，味醇欠厚，略带微涩，无岩韵

目前生产上面积栽培的有水仙、菜茶、乌龙、肉桂、佛手等，虽然都适制岩茶，但在相同的生态环境，栽培措施及采制技术下，品质优劣差异极大。同品种遗传特性不同，物质代谢强度和方向不同，鲜叶中内含物组成和数量差异亦不同直接影响制茶的生化变化，形成了不同品种岩茶的品质特点。如乌龙以香清幽长味细韵显而著称，水仙以香味浓烈而超过奇种而闻名于世;佛手因叶形奇特，香味与-般品种

不同而独树一-格，肉桂以香锐而著名，品质优异。

武夷岩茶加工技术是影响岩茶品质的最后-一个因素，它包括鲜叶采摘标准、时间、鲜叶萎凋、做青以及相应的加工设备、场所。目前制茶方法大体分为手工和半机械化二种，但无论那一种类型一它与同茶类相比，有鲜叶原料标准偏老、鲜叶萎凋程度偏重、做青红边程度偏重、火候程度偏足等差异，从而在同茶类中形成有别于其他乌龙茶的独特风格。

武夷岩茶艺术的文化特性：璀璨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理学家，闽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翁，晚年自称“茶仙”，宋代徽州婺源( 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他的一生大半是在著名茶乡武夷山度过的，“ 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但有闲暇，便与门生弟子入山漫游，临水瀹茗挟诵。以茶喻学，以茶明礼，以茶待客。淳熙10年(1183年)建“武夷精舍”，精舍落成，朱熹怡然自得地说:“吾今营其地，果尽山中之乐矣”。隐居武夷山，倡道东南，著述立说，聚徒讲学，以茶穷理。每逢亲朋故旧来访，往往入山寻胜，品茗赋诗，相互唱和。至今六曲的响声岩上，还留着他在淳熙年间先后陪同蔡元定、吕祖谦、范念德和刘子翼、廖德明等人游武夷时手书的两条岩刻；在《武夷山志》里，也记录着他与袁枚、潘友人等人游山时唱和的茶诗。当时任建宁知府的韩元吉，曾感慨地说:“山中之乐， 悉为元晦之私也。”

《崇安县新志》载:“宋时 范仲淹、欧阳修、梅经俞、苏轼、丁谓、蔡襄、刘子晕、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弛名天下”。

武夷山是明末清初发明青茶(乌龙茶)工艺的地方，武夷岩茶是最能代表中国茶道的品茗之品。由于其独特的半绿半红加工工艺和立地条件及品种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个牲特征，能最好地满足人们品茶闻香吃水的讲究，其茶叶的选择、水质的不同、茶具的运用、及环境、心态、时态、茶友之不同，都会影响到品茗的效果。

品茶作为一项艺术行为，不仅重视茶叶的色、香、味、形和茶具的实用功能，而且还讲究茶具的审美价值，因而历来都非常重视茶具的艺术性，以增强品茶时的文化氛围，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在制造茶具时精心制作，使之成为既能适合冲泡又令人赏心悦目的工艺品‘

这不是特别描写品饮武夷岩茶的(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有专门描写他品饮武夷岩茶的一段)，独有的武夷二十七道茶艺没有写、茶具也没有写，武夷茶艺表演的

程序有二十七道，合三九之道。二十七道茶艺如下:

(1)恭请上座客在上位，主人或侍茶者沏茶、把壶斟茶待客。

(2)焚香静气焚点檀香，造就幽静、平和的气氛。

(3)丝竹和鸣轻播古典民乐，使品茶者进入品茶的精神境界。

(4)叶嘉酬宾出示武夷岩茶让客人观赏。“叶嘉”即宋苏东坡用拟人笔

法称呼武夷茶之名，意为茶叶嘉美。

(5)活煮山泉泡茶用山溪泉水为上，用活火煮到初沸为宜。

(6)孟臣沐霖即烫洗茶壶。孟臣是明代紫砂壶制作家，后人把名茶壶喻

为孟臣。

(7)乌龙入宫把乌龙茶放入紫砂壶内。

(8)悬壶高冲把盛开水的长嘴壶提高冲水，高冲可使茶叶翻动。

(9)春风拂面用壶盖轻轻刮去表面白泡沫，使茶叶清新洁净。

(10) 重洗仙颜用开水浇淋茶壶，既洗净壶外表，又提高壶温。“重洗仙颜”为武夷山一石刻。

(11)若琛出浴即烫洗茶杯。若琛为清初人，以善制茶杯而出名，后人把名贵茶杯喻为若琛。

(12)玉液回壶即把已泡出的茶水倒出，又转倒入壶，使茶水更为均匀。

(13)关公巡城依次来回往各杯斟茶水。

(14)韩信点兵壶中茶水剩下少许时，则往各杯点斟茶水。

(15)三龙护鼎即用拇指、食指扶杯，中指顶杯，此法既稳当又雅观。

(16)鉴赏三色认真观看茶水在杯里的上中下的三种颜色。

(17)喜闻幽香即嗅闻岩茶的香味。

(18)初品奇茗观色、闻香后，开始品茶味。

(19) 再斟兰芷即斟第二道茶，“兰芷”泛指岩茶。宋范仲淹诗有“斗茶香兮薄兰芷”之句。

(20) 品啜甘露细致地品尝岩茶，“甘露”指岩茶。

(21)三斟石乳即斟三道茶。“石乳”，元代岩茶之名。

(22)领略岩韵即慢慢地领悟岩茶的韵味。

(23)敬献茶点奉上品茶之点心，一般以咸味为佳，因其不易掩盖茶味。

(24) 自斟漫饮即任客人自斟自饮，尝用茶点，进一步领略情趣。

(25)欣赏歌舞茶歌舞大多取材于武夷茶民的活动。三五朋友品茶则吟诗唱和。

(26)游龙戏水选一条索紧致的干茶放入杯中，斟满茶水，恍若乌龙在戏水。

(27)尽杯谢茶起身喝尽杯中之茶，以谢山人栽制佳茗的恩典。

武夷岩茶的宗教文化特性：包容与厚重

武夷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它的发展与武夷山的儒、释、道三教文化有着不解的生命情缘。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同时接纳了儒、释、道三大教派，形成了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独特文化构筑，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内蕴。

武夷山儒、释(佛)、道三教同山，“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山三花峰，“三花”并蒂。三教思想之精华丰富了武夷茶文化的内涵。武夷茶由于秉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的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三教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基础。因此，儒释道三教又离不开茶。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对三教的存在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林治先生在《中国茶道》一书中曾经指出:“ 儒学是中国茶道文化的筋骨，道学是中国茶道的灵魂，佛学为中国茶道增添了神韵”。

儒

武夷山儒教

武夷山的儒教理学鼎盛于南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推朱熹，儒家们倡导的人生处世原则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子理学这一思想体系正是源于武夷茶道的真传。因为，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讲学、著书、立说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吸纳了武夷茶道所倡导的修身养性的生命理念，与理学思想形成了精神层面的高度融合与统一。无论是朱熹亲手植茶的生动故事，还是朱熹吟咏武夷茶的众多诗文，抑或是朱熹品茗论道的灵感火花及茶事逸闻，均都透出了浓浓的文化色泽，铺展出武夷茶独具的神奇魅力。 朱熹的《咏武夷茶》：“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于自栽。地僻芬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这是一幅何等宁静且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采茶景象！透过这和美闲淡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心灵深处的淡定从容，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蕴。这就是朱熹与武夷茶的一种心灵默契和情感沟通。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利用茶进行茶事活动产生可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茶礼、茶俗、茶德等方面，影响更深远。如在茶礼方面有贡茶、赠茶、赐茶、敬茶、奉茶等。在茶俗方面唐代皇室有用茶祭天祀祖、扬州订婚下茶、湖南和江苏的有些地区用茶作丧葬等。茶德是一种升华， 是由饮茶而产生的。

武夷岩茶与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它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中庸之道”、“中和哲学”， 即“中”的境界上。《中庸》“喜怒 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中”与“和"的内在联系做了很好解释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比较建茶与江茶后曾说:“ 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他将建茶升华到“中庸之德”这种儒家伦理的高度。

释(佛)

武夷山佛教。武夷禅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以来，武夷山的寺庙遍布山中，清越的梵音禅语与“六六三三疑道语”遥相呼应。“千万峰中梵室开”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诗句，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时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庙林立的景象。武夷僧人远离尘世、归隐山中，他们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伴着晨钟暮鼓与缭绕的香火，把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来推崇。种茶、制茶和品茶已成为他们修行的一个重要载体，许许多多的顿悟都是在这茶事活动和品茗意蕴中获取灵魂的启迪。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对武夷茶也是情有独钟，曾写下许多赞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诗文。“扣冰沐浴，以冰烹茗”几乎成了他人生的经典故事。他在荆棘荒蛮中坐禅静悟“吃茶去”的佛理，最终获取了“茶禅一味”的真谛。

释，中国佛教用作释迦牟尼的简称，释家亦称佛家。佛家自汉初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与茶结缘。但是在唐之前，佛家对茶的认知，主要以茶坐禅译经、以茶养生、以茶供奉。到了唐代，饭后三碗茶便成为“和尚家风”，成为寺院的制度之一。僧侣们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赵州茶” 成了禅门文化典故，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

“茶禅一味”由此而生“吴晋之际.佛教从中原传入闽，于是佛寺相继兴建。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建州所领十一一县，到处有佛寺。武夷山之南虎啸岩下有“天成禅院”，武夷山之北天心峰下有“永乐禅寺”。此时，武夷山“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大凡是山峦起伏，翠峰叠嶂，佳木葱茏，云海缥缈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朝都产茶，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朝”。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_上兴盛起来的。唐代武德六年(618 年)就有僧人在武夷山云窝创建石堂寺从伏虎岩入司马泉，四周石壁凌霄，中夷厂地十亩，产茶精良，故得名“茶洞”。武夷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峰有寺，岩岩皆茶，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钟山川之灵稟和“茶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佛教惮宗大兴之后，它的教义与茶道精神相契合，又由于名茶多产自名山名水。自古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佛刹寺僧利用立足地的优越自然条件，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使佛门茶事大兴。

武夷山佛教禅宗僧侣，对茶甚为讲究。寺中置有专门的“茶堂"或“茶寮”,即住持行礼之处，也叫方丈。方丈是供寺僧讨论佛法义礼，招待施主，接待文人品饮香茗的地方。在寺庙演说佛法皈戒的佛殴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庙中一般有左钟右鼓,如果增设“茶鼓”，应在西北角，- -种用木头雕成鱼状，体内落空，击敲有声的木鼓，是召集僧人饮“普茶”之用。诗人林逋诗云:“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茶鼓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以“佛家道源”著称的武夷山，历史悠久、儒释道三教鼎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唐代武德六年(618年)就有僧人在武夷山云窝创建石堂寺，寺后茶洞是最早的茶圃，从伏虎岩入司马泉，四周石壁凌霄、中夷广地10亩，产茶精良，得名茶洞，至今茶树仍生长茂盛。武夷山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峰有寺，岩岩皆茶。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初始于汉朝，这恰好与茶在中国被广为栽培的时间相吻合。同时佛教觞于唐朝，这恰好与饮茶风习遍及中国的时间同步，这并不是说来传教的印度僧侣带来了茶种，而是说佛教与茶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联系。

武夷山大红袍文化旅游景点在赴九龙窠石壁上镌刻的“晚甘侯”至今举目可见。“晚甘侯”即当时武夷山寺庙茶的雅号，也是武夷岩茶最早的美称。通过地方官吏向朝廷官宦作馈赠“礼品”，使寺庙茶走出深山寺庙到了皇宫内成为品赏的饮料中的佳品。

五代闽国、福建“佛教独盛一时”。凡寺庙都有“奠茶”或“供佛茶”。唐代僧人不仅以茶供佛还以茶参禅，以茶释经，以茶招待施主香客及以茶应酬文人，办茶会、设茶宴、行茶礼、写茶诗，甚至著茶书，提出佛理与茶德的主张。广大僧侣在每天完成佛事之后，进行劳作的必是亲身种茶，精心研究制茶技术，从而大大丰富了唐宋时期的武夷茶文化。当时武夷的扣冰古佛，释名藻光，武夷山吴屯人，少年出家，夏则衣褚，冬则扣冰沐浴，以冰烹茗，于荆棘蛮中坐禅，静悟“吃茶去”佛理，其佛理，深得茶禅一味的真谛。武夷瑞岩寺庙前有一对联“冰壶影，鼓澄怀，刹那矛山映瑞岩”。扣冰和尚的行状载入佛典(《五灯会元》)。品茶大师出自佛家寺庙，说明茶与佛有着某种密不可割的联系。

茶具有醒脑，却睡的功能，现代茶叶化学分析表明，茶叶含有化学成份达300多种，既有营养成份，又有药物成份。饮茶的功能早就引起佛家僧侣们重视。和尚日夜坐禅，饮茶能帮助他们振奋精神，克服睡眠，集中神思，同时佛教忌荤，提倡素食，清淡的茶汤无疑是一种最佳饮料。佛家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宜于坐禅，通宵诵经;二是饱食后有助于消化;三是茶为不发之药，有益于抑制性欲。茶的这三种实用价值之外，还隐含着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远避红尘，不近女色，不慕功名。讲究“四大皆空”的佛家，似乎对清淡微苦的茶味，有着一种缘于自身学说的悟照，茶的清淡与淡泊尘世的佛家学说也有着联系。茶栖云雾，委身岩崖的形态，以及品性清洁的习性，也与佛家学说有着象征联系。茶的苦中有甜的品味，也成为佛家的修行以苦为乐的生动写照。

武夷山，重峦叠嶂，丹霞地貌，终年云雾飘绕，空气湿度大，适合茶树生长，为出产名茶提供得天独厚条件，而佛家之所以把寺庙修筑于深山密林，就是仿照他们“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道理。把寺庙修建于红尘之外，少有人世纷争干扰，没有市井物欲的引诱与喧嚣的尘浪。新鲜的空气，益于健康长寿，更益佛家专心念经。因此，很少见到寺庙修筑于市井之中。就这样，茶与寺庙便基于共同的理由，一同走向深山。茶便成了佛教僧侣的必需品，而又符合佛教教义。佛教精神与茶性本质的内在共鸣，是茶与佛结缘的必然，形成了“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的基础。

由于茶被佛教界视为“神”物，饮茶之风传播武夷山大小寺庙，种茶、制茶成为僧侣一业。名僧文化素质高，往往将喝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茶叶采摘、焙制也十分讲究，于是一种种名茶便在山寺名僧的监制下产生了。誉名海内外的茶王——大红袍，古代就属天心永乐禅寺管理、享用;清代名僧释超全善烹功夫茶，入山为僧又是善于制茶的能手，他的《武夷茶歌》就是传递制造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就是清代台湾举人林凤池赴京赶考结束，慕名武夷，下榻天心永乐祥寺，住三日，与高僧结为茶友，获该寺方丈赠送24株武夷乌龙茶苗，返台种植鹿谷乡。经百余年扩展，现已遍及鹿谷群山，成为台湾名茶。以茶道而名闻于世的日本，原来并不产茶，在唐朝，由日本留学僧、遣唐使带回茶种，首先种在梵释寺等寺院。弘仁六年(815年)四月嵯峨天皇来到梵释寺，大和尚都永忠煎茶献给天皇。天皇喝下，清心爽口，十分高兴。从这时起，中国茶树才在日本扎根繁殖。

日本第一本《茶经》也是入宋僧传播禅宗时回日本著的。历代名僧与文人在武夷山游览之余，诗文之间无不弥漫着一股禅味。唐代著名和尚灵一法师诗曰：“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茗爱此山。岩下绾舟不忍去，清一水流暮潺缓。”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著作讲学50年，足迹遍及武夷山各大小寺庙，与僧人成为至交。他曾拜武夷名僧为师，在武夷山九曲溪溪边亲自种茶，携篓采茶，筑茶灶，以茶论道。并即兴吟诗;“仙翁遗石灶，宛立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明代诗僧陆容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诗人把僧侣喜爱饮茶的情感，描写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茶禅一致”、“僧茶不分家”。已故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著名佛教界诗人赵朴初先生，1990年10月，以84岁的高龄，兴致勃勃游览武夷山。他不仅钟情武夷山水，对武夷岩茶赞颂有加，挥毫题诗二首，他在《御茶园饮茶》一诗中写道：“饮茶之道亦宜会，闻香观色后尝味。一杯两杯七八杯，百杯痛饮莫辞醉”;“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这一首诗题悬于武夷山御茶园“五调堂”。

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绝茶诗，蕴含的禅机如何深奥，我不得而知，但“吃茶去”三字透露的至情至性，不入茶道便无从理会。赵老对武夷茶的钟情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后来他在为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撰写寺名高兴之余，高声吟诗：“千言与万言，不如吃茶去”。重复自己写的这句诗，以茶明性真情真趣。茶以自身的功能逐渐为后人赏识，更加成为佛教僧侣的情感寄托，在饮用与诵颂中与禅融为一体了。

佛寺茶礼

武夷山佛寺不仅种茶制茶，还发展了一整套的茶礼。一般寺中，均置有专门的“茶堂”或“茶寮”。使其成为寺僧讨论佛法义礼，招待施主，接待文人品饮香茗的地方。

除此，还设“茶鼓”。一般是在西北角，一种用木头雕成鱼状，体内凿空，击敲有声的木鼓，用以召集僧人饮茶。所以诗人林逋有诗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每日晨起，必在佛祖前“奠茶”，即敬供茶汤。僧人早起盥洗之后，先饮茶再礼佛，然后坐香习禅。习禅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支香毕开静，僧人要饮茶以提神益思，寺庙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在寺院仪规，中还有“茶汤”一项。每当新任住持晋山升座时，有特定的点茶，点汤礼节。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盛典，专人以汤沐浴佛身叫“洗佛茶”，供香客取饮，析求消二灾延年。

较大的院的茶汤开筵，俗称茶会，也有谓之“茶宴”。这种茶汤会的举办，到后来范围更广泛，既有寺庙用以招待施主与香客，也有檀越信众用来与众僧结缘。正是这种情寺院在茶汤会中举行茶礼、汤心老以及每途佛祖忌日献茶汤时，都要鸣钟茶集众，以示佛法的庄严。寺雨多设在峻岭之顶，沿山路设有茶亭供饮茶歇息。寺庙众僧中有“种茶僧”、“制茶僧”，专司茶众管理和制茶，庙内设有“茶头＂”专门负责烧汤烹茶，门前配有“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等。

明代以来，岩茶主要销住闽南漳州，武夷佛教茶礼也就难免受到闻南茶礼的影响。清才子袁枚游览武夷山时，有专门文字记载，说他到了武夷山后，沿途僧道争相献茶，使用用的茶具“壶如拳，杯若核桃”。很显然，这就是闽南工夫茶的一套礼仪了。这些佛寺日常生活中的茶礼，经过发展演变，便成为一种具有浓厚亲教色彩的禅茶茶艺。不过，我在观看禅茶表演时，更多感受到不是那种优美流畅的程式，而是贯穿于茶艺过程中的一种宁静虚无的佛教禅宗精神。

事实上，如果从茶文化的角度来看，武夷佛寺对岩茶发展的影响，不仅在于种植制作工艺，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理念。根据中中国佛教禅宗“本来无一物”的本体论和“顿悟”的修行论，寺僧饮茶，并不是单纯解渴解困，而是将其作为修行悟道的一种物质载体，或者说一种手段。所以，佛寺中往往强调，处处有道，道在处处，既如此，茶中也有道。所以，赵州和尚有名著名的禅语“吃茶去”，表面上是说吃茶去，实质上是说，在吃茶中修佛悟道。这种茶道精神，到后来就发展为“茶禅合一”理念。武夷山佛寺，在弘扬佛法，倡导茶道时，一贯遵从这个理念。使得禅茶文化成为武夷茶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初时所建的慧苑寺，正殿内抱柱上有一幅广为流传的对联“山居偏隅竹为邻；客来莫嫌茶当酒”，即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精神！

道

武夷山道教

武夷山道教与武夷茶也有着割舍不断的生命情缘。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汉武帝封禅武夷君这一历史时期，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以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为修身宗旨，推崇的是天人合一、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其所蕴含和营造的恬淡静美的高远意境，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静美的思想意念，那“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不生”的修道意念，正是从品饮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留下大量的诗文著作。其中不少是描写赞美武夷茶的。他把对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深深地溶进了自己的血脉里，便融会贯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义中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生命悟性。

道家是以先秦时期老庄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教则是两汉时期神仙方士把老庄思想宗教化、神秘化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在武夷山三教中，道教占主导地位。道教称天下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 。武夷山是“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乃洞天仙府。武夷山清溪九曲，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大多按道教意志命名。真是“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 郭沫若)，武夷山道教在北宋时非常兴盛，真宗年间(1009年)建宫、观、堂达300多处。儒释道三教推崇的“和、静”，恰与茶的禀性，茶中蕴和，茶中寓静相一致。因此，茶便与儒释道结下不解之缘。武夷岩茶与儒释道结合，形成茶文化园中一一朵奇葩。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从从古载”①。茶在道教末正式形成之前，便已和伸仙结了缘。如茶的发现，相传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遇茶而解之”。道家发现武夷茶云：“武夷真是神仙地，又产灵芝又产茶”②茶被视为仙人所发现的神物仙品，他们称茶为“灵芽”或“仙草”。

《云笈七签洞天福地》列武夷为道教第十六真升元化玄洞天。据《神仙传》载：“昔有神仙降此曰：予武夷君也，统录地仙，受绾于此”。《武夷茶》开宗明义地指出：“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这位神人便是“飘然自号武夷君”的山伸③。

《武夷真君仙茶道秘笈》云：“伟哉宗师（指武夷君），其君大法，实出乃家。走避秦政，其先两湖。止于建南，其境仙遐。养气延年，其功在茶。啜饮枕浴，其理太和。石泉瀹茗，其力除魔。修仙炼丹，其门最夸……”④。传说仙祖钱铿是夏商周三代重臣，受封于彭。入道之后，以茶驯气，以茶养生：喝岩泉，契山花，食野果，活了八百岁，世称彭祖。中国人尊称为长寿的象征。彭祖有一儿子（一传为二子，曰武曰夷），自号武夷君，不愿为秦始皇渡仙入道，避秦害遁隐南蛮，栖止武夷山。教化百姓，栽种五谷，采制仙药，济世救民，隐居武夷一百八十余年，飞升之日，在修炼地架起布幔为亭。会同皇太姥、魏王子骞十三真人等，以茶开设仙宴，宴请乡人，告别“曾孙”而去。百姓尊称武夷君，立庙祀之，这就是武夷之得名和幔亭宴之由来。

对于神话的传说，我们不能一概斥之为虚妄不经的东西。事实上，神话传说的背后，有历史的影子。正如保尔拉法格所指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朴素和自发的思维形式⑤。

道教，乃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形成于东汉。道教传入福建时间很早。据《后汉书徐登传》载：泉州道士徐登，精医善巫，贵尚清俭。曾以茶济世，据传曾在莲花山摩崖石刻“莲花茶襟”，提出保护这一片的茶园。吴晋时，道士介琰曾住建安方山（今闽侯县境），从白羊公杜泌学“玄一无为”之道，遗种“方山露芽”。《福建通志》“有芳茗源，今瓯冶山。唐宪宗元和间（806－820）诏方山僧怀恽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恽奏曰：‘此茶不及　方山茶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⑥。秦时，祀武夷君以乾鱼，祭物中已有祭祀的茶，这是　福建最早以茶作为敬神之用。凡道教宫观多建于名山胜境，并且与茶叶产地有密切相连。因此，在我国江南丘陵山地，凡道教宫观林立之处，也多为栽种茶叶之地，名茶的产区，所以栽茶、制茶、品茗自然成为道士们平日之乐事。同时，宫观道士不但自己以饮茶为乐，以茶药治病为善；而且提倡以茶待客，进而以茶作这祈祷，祭献，斋戒直至成为“驱鬼捉妖”的供品。

我国古老的一些名茶，不少是道教徒最先种植发展起来。汉初，有甘露祖师吴理真云游至武夷山。带去七株茶苗，植于蒙山上清峰。据《名山志》记载了孙惭《智矩寺留题》（古碑记）云：“倚栏眺茶圃，昔有汉道人，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至今满蒙顶，品倍毛家谱⑦。”汉时建茶经过道人传播至道教圣地，成为唐代至今的名茶。

“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⑧”唐代吕纯阳云游至武夷山，留有七言古诗一首，并种植茶树于天游观。观前有棵老茶树，盘根虬结，旋绕于水石之间。每年，老茶树发十数枝芽，道观住持采制成茶，仅得二三两，供神之用。观中供着吕洞宾，因此将此茶称“洞宾茶”。据说洞宾茶， “香而冽，粗叶盘曲如干蚕状，色青翠如松萝。新者但闻其清香，稍为咀味，多则不宜。过一年后，于醉饱中烹尝之，则清凉剂也⑨”。

武夷山九曲星村，盛产武夷茶，有五株茶树，却与众不同，叶都是成对而生的。五株茶树从上到下，大小一模一样，茶质远胜他树，村里人都说是天游观里的吕洞宾大仙所栽，十分重视。每当春茶抽芽时，全村人集合起来抓阄，选“头首“（即主持茶事者），采茶之事，独任其劳，采制成茶，先送官府十分之一，然后分给各家各户，由于产量很少，每户仅得半两一两而已。因此，家家珍藏之。留待遇病以茶医治，或遇贵客拿来招待，这种茶被众人称“吕仙茶”或“吕岩茶”。民初，茶树老死，纯阳祠圯废了。

“建溪有灵芽，能蜕仙人骨”。武夷山的道教真人，羽士如是说，连苏东坡都说：“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去”。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也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卢仝也有“七碗吃不得，顿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们咏饮茶效果，总是离不开羽化成仙。“一怀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说明道教对茶文化的影响，贯穿今古。功不可磨灭。

文化内涵要融合地域人文特征。武夷山地区的历史人文为武夷岩茶企业的成长、成功提供了土壤、水与空气。武夷岩茶有着武夷山双遗产的背景，武夷茶贡茶的历史，和万里茶路的起点之类的文化特性。文化内涵与地域人文融汇贯通，正是这些企业在建设自身企业文化过程中的独到之处。

文化体系要“传承传统”。企业文化是对过去的总结、整理、丰富与更新，这需要正确对待企业曾经甚至现在还在保留的传统。文化需要一脉相承，企业发展过程中总会有很多传统沿袭下来，这些传统是企业文化的积淀。当然，也会有很多过去的经验或手段不适应企业的发展，该抛弃的就抛弃，该丰富的就丰富，该更新的就更新，该整合的就整合。企业文化的落地生根，绝非一-日之功。正如马克思讲的:“一个行动胜于一打纲领”，从理念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行为文化，唯有付诸踏实的行动，才可能收获丰硕的成果。

杨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