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者到暴君——罗伯斯庇尔的挽歌

2023年8月7日发(作者：钱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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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但是法国仍未从革命中的混乱里恢复平静。尽管已经斩下了旧制度的象征——国王路易十六的头颅，但是保王党仍不死心，在各个省份煽动反革命的反叛，四分之三的地区都陷入内战，其中以旺代省农民的反革命战争最为著名；甚至，敌视法国大革命的其它国家已经组建了所谓的“第一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交战，而在比利时与这一联盟作战的迪穆里埃将军，他们决定以武力帮助法国王室复辟；趁着当下的乱局，暴民们明火执仗，为非作歹；在经济方面，货币贬值，作为纸币的指券在1793年2月，居然贬值至票面价格的一半；因此农民和地主不愿以粮食交换指券，加上商人囤积居奇，和对外战争妨碍了粮食进口，导致日用品和粮食的物价飞涨，尤其以粮食最为缺乏，求大于供，难以购买。在当时的法国，一个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的日平均收入为20苏到40苏，而面包的价格有时竟高达一磅8苏。由此可以想见法国人民是何等的饥肠辘辘；在革命者内部，同样危机四伏。在国王路易十六死前，不同派系的革命者间就已经有了嫌隙，在国王死后，本属于专制君主的巨大权力就摆在各个党派面前，无论是为了掌握权力，还是为了保卫革命，他们彼此展开了彼此明争暗斗。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中这幕悲剧的沉重背景。

        最大的危机发生在革命者的内部。

        当时的革命者大致可分为三派。一个是掌权的吉伦特派，因为其领袖中的部分人来自吉伦特省而得名；一个是山岳派，他们因为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会场左边最上方的座位，能够高高在上地俯视会场而得名。山岳派控制着首都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成为了全国的雅各宾派的领袖，雅各宾派是一个激进的政治政治团体，热爱民主。他们的成员租下了多米尼加修道院的餐厅，而巴黎人管多米尼加人叫“雅各宾”（这是因为多米尼加人在）著名领袖；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许多政策都十分不满，站在吉伦特派的对立面；在这两个对立的著名派别之间，还有所有刚刚抵达巴黎以制定共和国宪法的代表组成的平原派，也叫“沼泽派”，他们有时会因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而蒙受灾祸。

        吉伦特派面对危机，却走错了棋，不仅不同意限制物价和征购粮食，还企图停止革命，建立十二人调查委员会，用以逮捕革命者中的异见分子，并打击雅各宾派。由于雅各宾派的大本营是巴黎公社，于是吉伦特派打算令巴黎的政治地位下降到和全国83个省一样，却遭遇了失败。他们逮捕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马拉的计划也宣告失败。之后在底层人民和雅各宾派的压力下。作为政府的国民公会不得不同意重设革命法庭，以清除反革命分子，并设立救国委员会，由雅各宾派丹东领导，负责对外战争。雅各宾派原本不支持限制物价，但是后来改变了立场，支持限制物价以保障人民生计。之后，政府出台粮食最高限价法令，这应该是雅各宾派和忿激派（代表城市底层贫民的政治派别）联手取得的成果，因为从这时起，两个派别组建了革命联盟。这就为吉伦特派的结局埋下了祸根。同时，忿激派也因此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愤怒，以至于后来大大得势，这个充斥着因为买不起被名为“套裤”的那种较贵的裤子，而被称为“无套裤汉”的城市底层男性贫民的势力，最后将成为山岳派的肘腋之患。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曾经是一起发动革命的战友，如今却已经剑拔弩张，为了法国的未来，作为曾在一个战壕里的革命者，他们不得不同室操戈。几年来的动荡不安，眼前的紧迫局势，令山岳派的一个重要领袖倍感压力，甚至好像性情变得也与参加革命之初大相径庭。这名领袖便是以道德高尚而闻名的罗伯斯庇尔。

        一直以来，罗伯斯庇尔激进而不爱暴力，他曾试图说服政府废除死刑，只有在审判国王路易十六时，才破例呼吁处死国王；他曾呼吁法律应该给予新闻业和出版物彻底的自由，哪怕它们违反了公序良俗，即便是情色制品也不例外；他从不受贿，被人称为“不可腐蚀者”，不像那位杰出而虚伪的革命领袖米拉波，暗中收受国王贿赂，企图挫败革命；有时，他仁慈得有些可笑，在《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及，罗伯斯庇尔建议雅各宾派放弃对一种新型步枪的完善工作提供金钱支持，免得这种步枪被用于战场，因为它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万一被贵族用来对付平民，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他也并非没有流露出猜忌和冷酷的苗头过，在1791年，他建议由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而生出的诽谤案件不应该根据案件本身不应根据传统的法律和证据来裁决，而应该根据被当事人的德行来定夺。这个建议一旦被实行，就意味着对公共官员等人士的指责和指控如果成立，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或名誉不佳，或者两个都不好。如果罗伯斯庇尔没有开这个根据人格判案的坏头，之后未必会有人因为所谓的心怀不轨和于国无益的罪名不幸地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者似乎没有和罗伯斯庇尔计较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比他极端的多得是吧。

        如今的罗伯斯庇尔意识到，宽容只会让其它党派得寸进尺，让潜藏起来（甚至是打入雅各宾党内）的反革命份子暗箭伤人。事实上，罗伯斯庇尔在革命之初，就认为革命队伍中有许多人都是戴着爱国者面具的魔鬼，他也早已做好了死于刺杀的准备。只有彻底清洗掉革命者中的奸细和污秽，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因此，适当的暴力和恐怖，哪怕是他所反感的死刑也都是革命的必要工具。

        早在1792年，罗伯斯庇尔就开始为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犯下的暴行辩护。那年九月，巴黎民众袭击了各个监狱，声称要屠杀反革命分子，就以私刑将1100多名犯人处死。事实上，被杀的犯人中有四分之三并非因为反革命而被捕。而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斯庇尔的挚友丹东却没有保护监狱。甚至，当局也纵容了这些暴民。此事一出，举世哗然。罗伯斯庇尔却说：“‘这是一个群众运动，并不是敌人收买的几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的叛乱行为。’我们能够阻止这种暴行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再敌人来临的时候宣布戒严法。官员也没有任何方法‘反对愤怒了的人民们的坚决意志’。”

        面对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对手，任何革命道路上的拦路虎都得倒吸一口冷气。

        吉伦特派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的灾难。山岳派和他们的盟友，即城市底层平民发动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一批吉伦特派的领袖被捕，包括著名的吉伦特派女政治家，被誉为“吉伦特的无冕女王”的罗兰夫人，她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曾颇为关心罗伯斯庇尔的安危，因而在罗伯斯庇尔的住处门口等其安全返回（尽管那天罗伯斯庇尔并未回到住处），可是二者的关系却因为党派间的政见不同而日趋恶化。

      此时，政界就打击反革命而产生了争执，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战友，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立场较为温和的丹东提议取消各个用以监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委员会，遭到罗伯斯庇尔否决。而极端的雅各宾派埃贝尔则鼓吹以恐怖手段发动大清洗，为革命保驾护航。同样未能得到罗伯斯庇尔的支持。然而，罗伯斯庇尔和其它革命同志，如圣—茹斯特知道，埃贝尔鼓吹的恐怖虽然过激，但是适当的恐怖是保护革命的无奈之举和不二法门。因此，当1793年的宪法完成后，执掌政权的山岳派选择暂时不实行这部在当时最为民主的宪法。对于罗伯斯庇尔而言，实行这部宪法是他政治生命中的最大目标，但是，他必须和革命战友团结起来，以恐怖专制来为将来的自由民主开道。

         对革命政府的考验很快降临，吉伦特派虽然被山岳派夺去了对首都的控制权，但是在地方上仍有势力。因此不断地卷土重来。吉伦特派和许多地区的人民都希望让巴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它省份同等，由此爆发了被称为“联邦军”的武装力量反叛。在雅各宾党眼中，吉伦特派（包括已经被捕的）犯下了叛国罪。尽管吉伦特派中不乏仁人志士，对革命功不可没，但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道友”们还是决定，将吉伦特派当中任何哪怕有微不足道的反革命嫌疑的人统统逮捕，到了1793年7月，又****一切吉伦特派，而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断头台，而非与罪行（如果确实有的话）相称的刑罚。因此，像罗兰夫人这样在起义中被捕，却着实无辜的吉伦特派被立刻送上革命法庭，过了五天，受审的吉伦特派们居然争取到了同情，他们被释放的可能性越发大了。罗伯斯庇尔只好出面干预审判，最终将21位吉伦特派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包括罗兰夫人。据说，临刑前，罗兰夫人说道：“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可能出于杜撰。罗兰夫人的丈夫没有被抓获，此时在乡下躲藏，当听到妻子的死讯后，径直走出房门，在一条水渠里自杀了。同样在逃的吉伦特派还有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佩蒂翁，有人在野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当时已经被狼啃掉了一半。但是似乎这没有引起罗伯斯庇尔的同情和反思，因为之后，为了加快审判，他派人拆掉了自己以前的朋友的房子。不过，他使七十三名吉伦特派免受酷刑。

       有目击者声称，当法庭宣判这21位吉伦特派死刑时，罗伯斯庇尔的老同学卡米耶.德穆兰惊呼：“哦，天啊！天啊！是我杀死了他们。”因为正是他的报纸使巴黎的舆论转向，攻击吉伦特派。而他并不想看到这些吉伦特派被杀，尽管他曾煽动起了革命暴力。

        在这之后，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仍未停止他们狂飙突进的革命政策。雅各宾派废除了旧历法，代之以共和历①，因为“旧（公历）日历的每一页都充斥着君主制和教会的偏见和谎言”；这却引起了罗伯斯庇尔的不满（不过新历法还是实行了），他一直都抨击无神论和对教权主义的反抗，这令他的雅各宾派同志感到惊讶。罗伯斯庇尔引用了一句伏尔泰的名言来解释自己的意图，他说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由此看来，他应当是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教化民众，至于宗教信仰到底是真理还是谎言，并非最重要的。最后，他创造了一种适合新社会的新宗教，一种崇拜名为“至高无上者”的神祗的宗教。在新宗教和无神论的攻势下，传统的天主教信仰流失了大量信徒，曾沦为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法国人中则一半信奉“至高无上者”，一半没有宗教信仰。不过和罗伯斯庇尔一帮人出台的新法律相比，前文中的两件事都算不得有什么大影响。这部法律便是《嫌疑人法》。

        《嫌疑人法》规定凡嫌疑犯均应逮捕关押，但是对什么是嫌疑犯的规定却模糊不清，又把其范围定义的太宽，结果就是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逮捕自己眼中的嫌疑犯，好像饥不择食的狮子向一切猎物张开血盆大口。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有30—50万嫌疑犯被关押，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无辜的。甚至有的人仅仅因为未能履行公民的选举职责，就被打成了嫌疑犯。

         但是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为了严密地控制地方，雅各宾派控制下的国民公会又向各地派出了拥有无限权力的特派员，他们中的一些是不折不扣的暴官，未经审讯就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集体处决，被无辜杀害的人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孩子。革命者曾经规定用断头台来执行死刑，因为这种刑罚造成的痛苦较小，是人道主义所赞同的刑罚。可在许多地区，大批犯人被溺死，甚至被火炮射杀。尽管现在有人为身为雅各宾派主要领袖的罗伯斯庇尔辩护称，罗伯斯庇尔是反对这些特派员胡作非为的，他还亲自再三倡议“派遣专员去制止对已经平息暴乱的地方实行的不必要的残酷镇压……”。但是毕竟是罗伯斯庇尔这班领导人给了这些特派员过大的权力，所以他到底也难辞其咎。

         对革命的威胁不止来自吉伦特派和保王党，也存在于雅各宾党内部，党内的埃贝尔和忿激派沆瀣一气，都认为革命不够暴力，不够彻底。忿激派因为帮助雅各宾派推翻了吉伦特派，要求雅各宾派掌握的国民公会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例如为了让贫民得以温饱，他们要求国民公会加紧限制物价的政策，并将囤积商品的商人处死（所谓的囤积指的是没有申报自己拥有的生活必需品的库藏，及没有将这些库藏列为清单并将清单贴在外面公示）。不止于此，忿激派还挑战了主流革命者的底线，他们要求限制财产权，他们认为只有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并受到公众需要限制的财产权才是可以理解的。无套裤汉区（曾经的植物园区）的无套裤汉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无套裤汉们不仅能说，而且能做，手段更是雷厉风行。在1974年9月4日和5日，他们发动游行示威，包围了国民公会，最终使国民公会同意了他们的部分要求。可是，法国大革命一般被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党也往往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早在1789年和1793年宣示的人权宣言中，就已然规定了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罗伯斯庇尔不可能一直容忍忿激派，尽管他深得忿激派的信任，而且他为了打击吉伦特派，默许了无套裤汉们的街头暴力。

       “祸不单行”的是，罗伯斯庇尔发现自己后院失火。他的朋友丹东和卡米耶认为恐怖统治已经达到了效果,所以是时候结束它，实行宪政了。而罗伯斯庇尔虽然反对埃贝尔派（也就是埃贝尔及其支持者）的激进暴力，却也不同意目前已经到了可以实行宪政的好光景。为此，他以后讲和这两个朋友产生激烈的冲突，所幸在当下，罗伯斯庇尔和卡米耶、丹东有着共同的敌人埃贝尔，所以他们尚能大体上互相容忍，团结一致。在吉伦特派被打垮不到2个月后，雅各宾派又将和一个过去的盟友——公社和暴乱的民众反目成仇。

      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救国委员会成员都知道，许多人追随忿激派，只是因为缺少面包，于是他们派出代表抓起了粮食工作，又在每个县建造一个丰收仓。其实这是表面文章，因为革命政府到底只能从各县征购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而无法降低当时高昂的生活费用。但是，巴黎有粮食供应了，这使忿激派一度失去了对无套裤汉的吸引力。

      共和历霜月14日（公历12月4日），国民公会出台了新法律，不但加强了革命政府的权力，还将许多权力收归于政府。新法律规定国民公会是“政府唯一的中心”，不管在哪里，哪怕是最底层的地方公社，都要听命于革命政府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地方上选出的行政人员，现在成了“国家代理人”；各地都成立了军事监督委员会，不仅用以维护共和统治，也负责执行《嫌疑人法》。同时，作为特使前往地方进行控制的公会代表被大规模地召回，代替他们的是经过政府严格审核的行政官。这些特使不再能够随心所欲，乃至为所欲为了。此外，原来巴黎的48个分区的群众集会要对市议会负责，现在，眨眼间，还得向国民公会负责了。新法律相当铁腕，它意味着一切未经革命政府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直接批准的活动都将受到限制和打击。因此，忿激派的暴力行动将好似被釜底抽薪，难以维系了。所以，可以说这是雅各宾党和罗伯斯庇尔的一项胜利。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项新法律，愿意放弃自己那在政府看来“不正规”的人民运动，这时候，雅克.鲁、勒克莱尔和瓦尔莱这三位忿激派就冒险走在人民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于是罗伯斯庇尔所在的救国委员会就以国家强制力镇压这些曾经的革命盟友。1993年9月5日，雅克.鲁第二次被捕，并没能再次获释；瓦尔莱同样被捕；勒克莱尔则在《人民之友报》继续与政府斗争，但是在遭到雅各宾派的谴责和扬言要逮捕他的威胁后，还是选择了在1993年9月21日将报纸停刊。此外，还有一个人是政府的隐患，便是领导着革命共和派妇女协会的女演员布莱尔.拉孔布。1993年10月20日，这位女演员所领导的协会被解散，并且一切妇女结社活动由此都被禁止了。虽然从长远来看，这番打击行动令民众运动和革命政府疏远了，但是确实控制了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在与忿激派争夺革命果实的恶斗中，罗伯斯庇尔和革命政府依然颇为成功。

      同时，在战场上，革命政府又得到了另一项鼓舞人心的胜利：企图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敌国军队已经被击退了。

      这时卡米耶和罗伯斯庇尔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他创办了一份名为《老科德利埃》的报纸，有观点认为这份报纸是卡米耶专门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创办的。卡米耶在这份报纸中大声疾呼，希望政府能够宽大为怀，释放因为《嫌疑人法》而蒙冤入狱的广大市民，他认为革命军队已经挫败了敌国，恐怖政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是时候让政府放弃它，并让群众生活在宪法下了。这一建议深得人心，《老科德利埃》才印刷完成，就被抢购一空。可是罗伯斯庇尔却不像卡米耶这么乐观，他认为恐怖统治应该延续。毕竟，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个常常怀疑自己会死于刺杀的人，怎么会轻易相信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大势已去？然而卡米耶却可能难以揣摩罗伯斯庇尔这个老同学的心意，因为他在《老科德利埃》上呼吁宽容的言越发大胆。他甚至质疑了革命法庭，这一雅各宾派用以清洗反革命分子和异己的重要工具，并希望马上彻底地恢复媒体自由。更严重的是，他居然要求罗伯斯庇尔重新制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政策，他声称这位朋友公开地答应了他，并暗示罗伯斯庇尔不应该食言。当罗伯斯庇尔提出一个设想，想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重新检查一些较有争议的“嫌疑人”时，卡米耶趁机要求成立一个宽赦委员会，并释放监狱里的犯人，以和解的手段将恐怖统治消弭于无形中。卡米耶想到了会有人诟病他立场反动或过于温和，于是声称在革命的这个阶段，他提倡的极端宽大相当于革命领袖马拉（此时已死于刺杀）的极端暴力。但是显然，他没有说服别人。

      罗伯斯庇尔旁敲侧击地警告卡米耶不要再“管这样多的闲事”，但是卡米耶依然我行我素。罗伯斯庇尔烧掉了卡米耶的报纸，卡米耶却毫不畏惧地引用卢梭的言论反驳道：“烧书不算回答。”在雪月18日（公历1月7日）的一次雅各宾党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声称卡米耶只应该被看做一个没头脑，而且又交了坏朋友的孩子。甚至，在会议中，他向卡米耶吼叫了起来，最后，丹东插了进来，免得双方翻脸，然而这无法避免卡米耶在三天后被雅各宾派除名。罗伯斯庇尔不仅支持赶走卡米耶，还动员他在雅各宾派中的同党指控卡米耶。虽然罗伯斯庇尔这个“不可腐蚀者"并非不在乎自己的朋友，可一旦到了需要为革命付出牺牲的关头，哪怕他牺牲自己的朋友也在所不惜。正因如此，他把一切革命道路上的拦路虎都逼上了绝路。他声称：“共和国是在所有反共和主义者的尸体上建成的。反对共和的罪行有三种：第一，同情政治犯；第二，反对美德的统治；第三，反对恐怖政策。”

      更恐怖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茹斯特一如既往地认为，死刑是对这些共和国罪人唯一的惩罚。这下，就连埃贝尔和丹东的朋友也在劫难逃了。罗伯斯庇尔曾要求公共安全委员会就逮捕这些新的共和国罪人发起一次投票，但是委员们彼此莫衷一是，分歧极大。例如，科洛.德布瓦认为罗伯斯庇尔对革命中的极端暴力过于严厉，如果他容忍极端暴力，或许就可以和埃贝尔领导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合作，从而使巴黎稳定下来。但是罗伯斯庇尔对极端暴力的敌视并未就此动摇，因此，当他得知特使代表让.巴蒂斯特.卡里耶在地方上严刑峻法，草菅人命，甚至发明了一种新的共和国“婚姻模式”——将赤身露体的男女绑在一起，沉到水里淹死——等等暴行的时候，感到了震惊，坚持将卡利耶召回巴黎。不过，罗伯斯庇尔依旧反对丹东那班人所鼓吹的宽容，他们终将分道扬镳。

      如果没有埃贝尔的的放手一搏，可能罗伯斯庇尔和朋友的决裂会更早发生。埃贝尔已经没有退路了，他鼓吹的极端暴力的革命路线永远都无法被罗伯斯庇尔所容忍。于是，在风月14日（公历3月4日），在他的支持下，卡里耶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宣布起义，企图迫使国民公会驱逐罗伯斯庇尔一班人。可是，可笑的是，埃贝尔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孤掌难鸣，在巴黎的48个区里，只有两个愿意追随他。所以他自然失败了。在审判他和他的20个同伴时，罗伯斯庇尔一班人选择了干预审判，这虽然不公正，却是在审判吉伦特党时，埃贝尔所大力支持的。在吉伦特党被审判后，干预审判的方法干脆成了固定的规则，埃贝尔如今只能自食其果。最后，他和20个同伴中的19个被判为有罪，处以绞刑。忿激派也被肃清，就连国民公会中的反对派，也不得不暂时三缄其口。

      这时候，革命政府中已经有人预见到了丹东的悲剧。丹东并不相信雅各宾派和他一手建立的革命法庭将把他推上断头台，也许正因如此，他并不忌惮向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发起攻势，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宽容派“，极力鼓吹结束恐怖统治，释放无辜的犯人，已然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心腹大患。丹东甚至直接质问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以滥杀无辜的为代价来清除反革命分子，罗伯斯庇尔毫不示弱，严厉地回复称并没有无辜的人被处死，两位朋友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在一次冲突中，丹东为与罗伯斯庇尔翻脸而热泪盈眶。

      宽容派不仅有丹东的耿直，也有部分人的阴谋诡计。在共和二年霜月27日（公历1793年12月17日），一些宽容派欺骗了救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法布尔.代格朗蒂纳，成功地检举了激进革命派中最突出的两位领袖，使国民公会****了他们。这可激怒了罗伯斯庇尔这一班人。可是不久后，宽容派的好运走到了尽头。在霜月29日（公历12月19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收受东印度公司50万锂贿金一事东窗事发，宽容派的处境也被此事牵连，形势大为不妙，激进而爱国的革命者趁机反攻，与宽容派明争暗斗。这时的罗伯斯庇尔仍希望不偏不倚地使宽容派和激进派互相妥协，停止革命中的内耗。他以仲裁者的口气说：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阳痿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

      但是激进派和温和派并不买罗伯斯庇尔的账。为了维持革命的稳定，罗伯斯庇尔一班人决定拿丹东开刀。罗伯斯庇尔同意了救国委员会将丹东免职的决定，尽管一直以来，他都反对这个决定。之后，他对丹东及卡米耶这样支持丹东的人发出了逮捕令。一个丹东的支持者为其通风报信，劝他逃跑，可是，据说丹东拒绝了逃跑，说道：“我能带着祖国一起逃走吗？”丹东等人被捕后，罗伯斯庇尔想方设法地找出丹东的污点加以指控，他的许多指控都不公正，甚至，因为丹东过去曾对他戏言，自由就是自己每天晚上和妻子在床上做的事情，罗伯斯庇尔就把这句话记记在了笔记中，如今拿出来作为丹东的罪证。罗伯斯庇尔的笔记充斥着憎恨的情绪，就连支持他的圣-茹斯特都认为这种指控最好别写进正式报告里。

      罗伯斯庇尔照旧干预了法庭的审判，于是丹东和卡米耶等同党于芽月16日（公历4月5日）纷纷被送上了断头台。丹东在死前为自己设立了草菅人命的革命法庭而忏悔，并对受害者表示抱歉。尽管对丹东的审判和处刑进一步损害了他过度劳累的精神和身体，但是他终究战胜了丹东。这下没有人能阻挡罗伯斯庇尔了。

     令人惊奇的是，这之后，罗伯斯庇尔居然二次遇刺，而他平日确实反复提到自己即将被暗杀。发起第二刺暗杀的是16岁的女孩塞西尔.雷诺，她虽然带了把水果刀，却声称自己并不想刺杀罗伯斯庇尔，只是想见见她口中的“暴君”。尽管此案疑点重重，她和她无辜的父亲、哥哥和姑姑，加上其他一些被随意选中的犯人，还是都被迫穿上了代表弑亲罪的红色囚服，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罗伯斯庇尔一生中的头一篇论文，恰恰就是反对株连罪犯的亲属的。那时候，他对连坐罪深恶痛绝。并且直到如今，他依然在鼓吹美德，可是，在如今他所鼓吹的“美德”中，善良和公正已经让位于拥护民主和热爱祖国。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党继续以断头台清洗一切异己和蒙冤入狱的无辜者，使革命变得日益恐怖，罗伯斯庇尔已经成为恐怖的代名词。有时这恐怖甚至超出他的控制范围，在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被革命法庭不公地处死的那一天，街道上到处都是对罗伯斯庇尔的谴责声，可是，其实罗伯斯庇尔是反对安全委员会处死伊丽莎白的。所以，他对同事说：“看吧，受过的始终是我。”然而，看起来他并未为此而反思自己。在牧月20日（公历6月8日），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据说罗伯斯庇尔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四天前刚刚当选国民公会主席的他主持了新宗教的主持启动仪式，并亲手烧毁了代表无神论者的塑像。因此，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拥护者和主张国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会原谅罗伯斯庇尔。由此可见，他的敌人太多了，从反革命的基督教教士，到信奉无神论的激进革命者；从他的敌人国王和贵族，到他的朋友罗兰夫人、卡米耶、丹东等等，他一概痛下狠手。他不惧怕四处树敌。

      就在次日，罗伯斯庇尔似乎是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发布了令法国人民心惊胆战的牧月22日法令。法令大大扩大了反革命者的定义，“那些企图以任何方式妨碍革命的进步事业以及阻碍共和国发展壮大的人——不管他们以怎样的面具伪装自己”。但从这一点看，牧月22日法令具有正义的光鲜外表，可事实上，它却是一张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法令规定法庭上的陪审员单凭“道德证据”即可将嫌疑人定罪，也就是规定了只要拥有反革命的思想，就应该被定罪。被告的预审被取消，也不得拥有辩护律师。而且，法庭在决定嫌疑人命运时，只能在死刑和无罪释放二选一。逮捕和提审嫌疑人的权力被交给了更多的单位和官僚手上，就连公诉人富基耶-坦维尔也得到了它。恐怖统治最终达到了它的巅峰。

      牧月22日法令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当许多革命者滥用它所给予的巨大权力时。例如，在恐怖统治的晚期，法庭审判犯人时，经常来一锅“大杂烩”，同时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因为他们被认为参与了反对国家的阴谋，就被当做一丘之貉，被法院给一勺烩了。这还不算最恐怖的，更有甚者，在这条法令出台后，一个人只要被怀疑对革命和国家心怀鬼胎，甚至，只要被认定“对国家毫无价值”，就可以被处死。

      一份恐怖统治时期被判死刑者的名单赫然显示：

      “让.巴蒂斯特.亨利，18岁，高级裁缝，犯有砍倒“自由之树”②罪，被送上断头台。”

      “弗兰西斯.伯特兰，37岁，犯有“生产毒害公民健康的腐臭葡萄酒罪，被送上断头台。”

      “玛丽.安吉丽卡.布莱桑，另一名裁缝，犯有“于国无益”，被送上断头台。

       不仅罪名“新奇”，牧月22日法令还令犯人和被处死刑者的数量猛涨。巴黎的监狱中的嫌疑犯一时达到了8000多人，令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他们中还经常有人因为被怀疑酝酿“监狱阴谋”而被处死。被处死刑者多得吓人，自公历1973年3月（那时候还没有共和历）到共和2年牧月22日（公历1794年6月10日），在巴黎，处死过1250人，而从牧月22日法令颁布后的一个多月里，足足有1376人上了断头台。这只是巴黎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被迫害的无辜者更加难以计数，有人说约有十万人被当做嫌疑犯被拘捕，有人则认为这些人的数量达到了30万。至于被处死刑者的多寡，历史学家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这一数量大致在3.5-4万之间（包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人）。由于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给革命政府关押和处死，所以其中自然掺杂着大量无辜的百姓。虽然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者口口声声锄强扶弱，但是在他们手上受伤害最多的其实还是平民百姓。在整个恐怖统治时期里被处死的人中，只有约百分之8是贵族，加上教士也只占百分之15.剩下的都是资产阶级、农民和无套裤汉。

    无论罗伯斯庇尔以自己对正义的追求挽救多少个被诬陷的人，对于死在他嗜血法令下的无数冤魂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革命政府也必须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弹压人民运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在残酷的镇压下，巴黎各区的政治生活严重退化，人民不再能选举市、区的行政长官了，就连纪念遇刺身亡的革命领袖马拉的节庆都被禁止，这样一来，无套裤汉对革命政府深怀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圣-茹斯特看出了不对劲，写道：“革命冻结了。”雪上加霜的是，罗伯斯庇尔不仅在政治清洗上草菅人命，还在科学和经济方面一无所知，而他的同党在的经济工作也不理想。为了维护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牺牲了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并严酷镇压了工潮，对这些底层劳动者的请愿行动也予以禁止。更有甚者，革命政府当局居然颁布了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强行大幅压低了工人所能取得的最高工资。这使罗伯斯庇尔一派一时间和底层人民势同水火。

      国民公会方面，也有人向他们发起了挑战。虽然罗伯斯庇尔除掉了卡米耶和丹东这样反感恐怖统治的对手（也是朋友），但是并没有将所有人心底对恐怖统治的憎恨除灭。既然革命形势已然大好，国民公会就不再希望被罗伯斯庇尔的各种委员会监护了，那些和丹东一样，呼吁结束恐怖统治的人，和曾夹在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中间，左右为难，且认为恐怖统治只应作为权宜之计的平原派，如今又站了出来。倒不是他们完全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看见革命政府已经和人民运动分道扬镳，实力大减了。不过，国民公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核心人物，是那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他们中充斥着激进、暴力的极端分子和腐化、渎职的人。前一种人中有富歇，他在镇压反对革命政府的暴动中，使用霰弹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抨击，并最终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被雅各宾派开除。

      在无套裤汉和国民公会中间，罗伯斯庇尔一派腹背受敌。最先向罗伯斯庇尔发起进攻的是治安委员会，这个组织认为罗伯斯庇尔所属的救国委员会一直以来越俎代庖地干预本属于自己的镇压工作。尽管该组织的成员赞成延长恐怖统治，但依然仇视罗伯斯庇尔。在过去，团结的救国委员会本可以轻易制服治安委员会，可是现在，罗伯斯庇尔即便在救国委员会中也人心已散。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不是因为职权冲突而和罗伯斯庇尔结怨，就是因为在经济社会方针上的政见和罗伯斯庇尔不和，既有反对社会民主和统制经济的，也有处在另一个极端的。

      不久后，治安委员会企图抹黑罗伯斯庇尔的名誉，它抓住了一个想要创立新宗教信条的老太太凯瑟琳.赛欧特，宣称她感谢罗伯斯庇尔为她的即将出生的儿子，也就是弥赛亚扫清了道路，以此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治安委员会中的瓦迪埃更是大胆，公然与罗伯斯庇尔争吵，并称后者为暴君，令罗伯斯庇尔愤怒地流下了泪水。此时的罗伯斯庇尔已经身心俱疲，不想再“战斗”，于是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过上了半退隐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他的敌人对此求之不得。共和2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企图和解，却以失败告终。这刺激了罗伯斯庇尔，他决定彻底粉碎一切政敌，无论他们属于山岳派，还是属于曾经支持自己的平原派，因为这两股敌人已经联合了起来。他的朋友圣-茹斯特等人依然希望能够和治安委员会和解，但是罗伯斯庇尔主意已定，并未动摇。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指控政敌，还把恐怖统治扩大化的责任推卸给他们，声称他们是伪装成宽容派的暴力分子，内心信奉恐怖统治的信条。可是，他的发言并没有过去的威力，因为无套裤汉因为革命政府对人民运动的镇压而不再关心政府，甚至对革命政府心怀敌意。罗伯斯庇尔失去了重要的盟友，恐怕孤掌难鸣。并且，他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直说他所指控的议员是什么人。于是，所有干过亏心事的人都怕了，既然罗伯斯庇尔已经在革命的神坛上，将自己的敌人，以及敌人的敌人，还有政治盟友，乃至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献祭给了他所谓的理想国度，那么或许现在已经轮到这些议员们成为他的祭品了。当晚，一直以来对罗伯斯庇尔心怀仇恨的议员暗中答应平原派将结束恐怖统治，以此与之结成了反罗伯斯庇尔的短暂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一党在国民议会中发言时，受到了指控，比约指控罗伯斯庇尔密谋反对国民公会，瓦迪埃则指控他和“邪教”有牵连，理由是“邪教”创始人凯瑟琳.赛欧特已经被捕，人们发现了她的一封信件，表明她和罗伯斯庇尔有关系。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以为自己辩护，可是他只要一开口，就会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打断，就像以前别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被他剥夺了一样。很快，国民公会通过投票决定了逮捕罗伯斯庇尔一党。罗伯斯庇尔高声喊道：“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不过，罗伯斯庇尔仍然有支持者。巴黎市政府就宣布支持罗伯斯庇尔，并召唤武装部队，反抗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的朋友昂里奥知道自己也会被国民公会逮捕，于是给城市监狱下令，要求他们不要接受从国民公会送来的囚犯。雅各宾派也召开紧急会议，向国民公会施压。可是，巴黎政府无法控制巴黎的48个区，许多分区不愿意服从市政府，一些区甚至宣布支持国民公会。到当天晚上10点，只有13个区派出了武装部队到市政大楼集结。不过罗伯斯庇尔一党还是被市政府救出。国民公会也派出部队追击罗伯斯庇尔，在遇到市政府的哨卡时，他们猜出来了通行口令是“罗伯斯庇尔万岁”，于是通过了哨卡，在罗伯斯庇尔在签署要求巴黎各区帮助自己的指令时，将他和同党一起抓获。市政府的反抗也最终被镇压。

      次日，已然光环褪尽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同党被送上了断头台。

      有人为他感到可惜，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并非他一人造成的，他的同党也有责任，不能把一切罪过推给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同党的罪行也是在他的默许、容忍，乃至纵容下犯下的。他留下的是一个动荡的法国，直到拿破仑建立独裁统治后，才最终尘埃落定。拿破仑曾说，革命队伍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扛梯子的，一种是摘果子的。

      罗伯斯庇尔终其一生一直在为摘取革命果实而奋斗，可最终，革命果实却落入了他的敌人之手。到头来，他只是为了后来者扛梯子的而已，而摘取果子的敌人，也并非是他心中的民主斗士。因此，他不但在道德上失败了，也在政治上失败了。他是如何从一个革命者变成比被他推翻的苛政更加残暴的野兽的，至今仍在被研究。

尽管如此，安葬他的人还是给够了他面子，他的墓志铭无比光鲜：“绰号‘不可腐蚀者’，人民的保卫者，他创造了我们的共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不过，关于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一个流言长期阴魂不散，这或许是因为它迎合了他人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惧与不齿，这则流言声称，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是这样的：“过路的人啊，不管你是谁，莫要为我的命运悲伤。

       要是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注释：

①共和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称法国大革命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采用的历法。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第二年十月,国民公会规定一种新的纪元,称共和历或革命历。它以共和国成立日作第一年的元旦,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从公元九月二十二日起,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茅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共和历从公元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六日起在法国通行,至公元一八零六年一月一日废止。后来巴黎公社曾一度短暂恢复使用大革命历法。

②法国大革命期间为庆贺革命而大量种植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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