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两个印度”的过去与现在

2023年8月8日发(作者：杜雨露)

海门家纺-

在西方眼中，“龙象之争”必是21世纪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轴之一。印度最近也频频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头条。但我们言印度必曰“落后”，谈“落后”又必绕不开“种姓”，掰着手指报“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后便谈种姓是如何禁锢印度阶层流动的，是如何加剧印度贫富差距的。最后给印度扣一个“不自量力”的帽子。

但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说的，“从来都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静态的传统种姓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在3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它的内核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既反映出印度社会形态的变迁，也折射出印度经济形态的流变。

宗教的与世俗的、集权的与分裂的、精英的与贫民的，都是“两个印度”的重要注脚，强烈的二元对立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

我们本期视频，就围绕这3对概念，用30分钟的时间，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了解种姓制度的变化，并以此为切入点，放下我们对印度的刻板印象，还原一个真实的印度，了解“两个印度”几千年的过去，和2020年的现在。

【PART 1 概念的厘清 瓦尔纳、卡斯特和迦提】

学术界对“种姓”的具体指代有着细致的划分，一共分为3类：一是瓦尔纳（Verna），来自梵文，特指作为《梨俱吠陀》-《原人歌》里，印度教义中理想的种姓制度；二是卡斯特（Caste），出自西班牙文，指西方学术视角里对种姓制度的统称；三是迦提（Jahti）,是印度现实意义上的地方性社会单位。大家一定要记住迦提的地方属性。而且迦提的划分标准是很模糊的，既可以是出生地，也可以是职业或是婚姻。

尽管西方学界对“种姓”在不同场景下的具体指代理得很清，但是我国学界和日常交流中仍将这3个概念笼统地称之为“种姓”。这就让我们眼里的种姓社会与实际的种姓社会大相径庭。比如，我们就很错误地把3000年前印度教义的“瓦尔纳”套用到21世纪的现代印度。这就像，我们在用大清的叙事体系去分析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把马爸爸当成是乡绅乡贤一样。那这是非常可笑的。

因此，我们的大清亡了，印度的“大清”也早亡了，只是“亡”得彻不彻底而已。这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准确地描述印度种姓社会呢？

没有，不存在的。

英国人类学家约翰·胡腾（John Hutton）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明确地指出：种姓作为印度社会单位的弹性是很大的，因而要下一个确定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印度种姓内核的变化，从而知道现代印度社会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是这样的。

【PART 2 宗教与世俗 古印度的社会与经济】

1757年英国与印度的普拉西战役被认为是印度近代史的开端。那么在此之前，从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代至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我们就笼统地称之为古印度。而在这3000多年里，印度种姓逐渐从“瓦尔纳”变成了“迦提”。

这一“迦提化”的过程，在社会层面是统治权力的分化，从婆罗门教权独大分化为了婆罗门的教权、刹帝利的王权和大迦提在地方上的治权。而在经济层面则是以手工业为主、农业为辅的村社经济制度正式确立。

众所周知，古印度文明在时间线上是割裂的。在长达3000多年里至少有4次被外族人强行打断，这对印度影响深远。所以尽管作为“瓦尔纳”的种姓制度在公元前15世纪就诞生于印度河平原，但是在经过了婆罗门教与佛教并立的列国时代、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的外族统治，当孔雀王朝于公元前322年建立时，世人对作为教义层面的种姓制度已经很陌生了。这也就给了王权以解释“瓦尔纳”的机会。

比如，被称之为“古印度马基雅维利”的考底利耶在给月护王量身定做的《利论》中，为了加强王权就提升了地位最低的首陀罗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他在《利论》第1篇第3章中，让首陀罗参与到种田、畜牧、炼铁的“治生业”中去。而根据印度教的经典《摩奴法论》第1章第90颂，“治生业”应该是吠舍，也就是第三等级的世袭职业。

考底利耶的《利论》显然违背了印度教的教义。但又怎样呢？这就好比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国王为了加强王权而联合市民阶层对抗天主教会。

等到月护王的孙子，也就是阿育王时期，印度种姓已不再是“瓦尔纳”的4个，而是增加为7个。在出访印度的塞琉古使者麦伽斯提尼的眼中，华氏城（孔雀的首都）7个阶层中，仅有婆罗门能被明确地区分出来，而其他的几无差别。

等到500年后，旃陀罗笈多建立笈多王朝时，印度教权威干脆宣布作为“瓦尔纳”的吠舍已经不存在了。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刹帝利身上。由于从公元6世纪笈多王朝覆灭至11世纪，古印度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大大小小的国王为了寻求合法性，修改自己的出身成了家常便饭。如果说10个皇帝里有9个，都说自己是赤帝之子，那赤帝这个IP也就没啥用了。所以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amila·Thapar）认为，“作为瓦尔纳的刹帝利在吠陀时代之后就很模糊了，实际上到中世纪（11世纪）后期，印度教正统认为刹帝利已经灭绝了，即使存在也是罕见的。”

一共4个种姓，到我们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废了俩。所以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最晚不超过图格鲁克王朝，作为“瓦尔纳”的种姓制度，它的“肉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大清”亡得比我们还早1000年呢。

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印度进入伊斯兰时期，外来的阿拉伯人也就需要“借尸还魂”了。所以出身奴隶的库特布丁·艾伊拜克在成为德里的王后，也就对种姓制度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也加速了种姓制度“迦提化”的过程。

从库特布沙希王朝开始，婆罗门作为祭祀阶层的特权被正式确立。在1237年由女苏丹拉齐亚颁布的《那耶杜贾尔法》中，“婆罗门不需要交税，而在其他种姓内则以‘洁净’程度制定阶序。”

那怎样才算“洁”与“不洁”呢？

在印度喜马偕尔邦出土的《维瓦陀芮特纳卡罗》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个属于吠舍种姓的世袭农民要娶个小老婆。村社的婆罗门祭祀便来劝阻，告诫他“一夫多妻”是不洁的。第二天，这个拉百利（Rabari），吠舍的亚种姓，便给婆罗门捐献了5莱（相当于1.3亩）的土地。没过多久，他的小老婆就欢天喜地地过门了。不仅如此，拉百利在之后的祭祀地位上也提高了。

通过贿赂村社的婆罗门——捐献土地或实物，而改变“洁”与“不洁”的解释，根据大卫·卢登在《新编剑桥印度史：南亚农业史》的说法，“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就已经由西北向东南逐渐普及了。而在13世纪之后，大多吠舍种姓和首陀罗中较高亚种姓的地主们，开始普遍地通过把国王或土邦王公送给他们父辈的土地、实物行贿给婆罗门来提升自己或者亲属的地位。到16世纪中叶，一个围绕着供养神与婆罗门的家系已经形成，他们在印度教仪式与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超出了其他人。”这也就是非婆罗门的高级迦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源于古吉拉特邦的那雅尔迦提。这一个迦提被印度社会学家斯里尼瓦斯（Srinivas）认为是“土地、人口众多，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强大的支配力”，但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最低种姓——首陀罗，他们连佩戴圣线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从公元前4世纪婆罗门被迫与国王分享权力开始，“瓦尔纳”内核的种姓就逐渐衰弱，到公元12世纪已经成了被外族国王，甚至是地方土财主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之后的400年，在“钞”能力的迦提面前，宗教属性彻底低头。与其说宗教的婆罗门与世俗的迦提共享地方权力，倒不如说宗教只是世俗的背书而已。

这样一个“国王-迦提”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与我们“皇帝-士大夫”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有什么差别呢？

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君主与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构，在南亚与东亚的两个变种。因为，我们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和“礼制”，授权人是广大的儒生，而印度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来源于印度教，授权人是广大的婆罗门，且宗教属性与先验程度更甚于我们。

因此，印度种姓制度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与我们都是同一个配方，但本土化了。

【PART 3 集权与分裂 英属印度的社会与经济】

上文有提到，印度种姓内核“迦提化”的结果，一是在社会层面上神权向世俗权力的过渡，二是在经济层面上村社经济的确立。那讲完了前者，我们现在就接着说村社经济。

所谓的村社经济，其实与我们的小农经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一样，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庄园经济以采邑的城堡为中心，而村社经济以印度教神庙为中心，并以手工业、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所以，村社经济不像小农经济那样对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印度会发展出村社经济的形态，地理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亚是一个处于干旱、半干旱的畜牧地区和潮湿的东南亚农业区的中间地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干湿两季太明显，6月至10月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的约90%，这很不利于农业发展。于是，古印度人就在贸易路线上建立起一个个小小的村社，并逐渐形成聚落，再大一些就成了土邦。而一旦贸易路线没落了，这个村落聚舍也就会迁徙。所以这就不像我们的小农经济，土地人口可以连接成片，从而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印度就只能通过宗教，这一共同的精神图腾，把犹如满天星的“小社会”聚集在一起。我甚至有这么想过，如果市民阶层没有在中世纪兴起，那西欧社会或许也与印度的社会经济形态差不多吧。

当“迦提”在16世纪取代“瓦尔纳”成为种姓制度的内核，大迦提对村社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印度各个地方的差异性也就越来越大。对普通的印度人而言，就只知土邦的神庙而不知德里的王庭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没有科举制度，建立起天子与百姓间的联结，就是“天子门生”嘛，那两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就会像印度的迦提一样，再加上我们更强的土地依附性，文明的分裂肯定比印度更厉害。 

所以即便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苏丹集中了宗教、行政、军事等权力，但是权力边界仍没能超出北印度，更没有渗透到基层中去。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在《印度史》中评论道，“尽管阿克巴大帝建立起苏巴（省）的行政制度，但这也只是给印度披上了件‘统一’的外衣。分散在印度各个村社、土邦的婆罗门和大迦提连一点分享权力的缝隙都吝啬得不愿意留给德里的皇帝。”

如果说，在皇帝不断地努力下，印度中央政府或有可能在地方上进行有效地治理，那么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则彻底地葬送了这一可能性。

因为大迦提对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殖民者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对土地的认可现在既不需要国王，也不需要婆罗门，是日不落帝国的法律所赋予的。如此，以土地为中介，迦提与国王的“利益-依附”关系被彻底肢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希望在1793年《永久租佃法案》被东印度公司颁布时就完全化为了泡影。而这一新的制度就是柴明达尔制度。印度种姓的内核也由此迎来了历史上第3次重大的变化——迦提的财阀化与门阀化。

具体而言，从11世纪发展起来的大迦提，就是地主阶级通过积极参与殖民时期的工业发展，对印度的掌控从地方治理上升到了经济生产的各各行业，进而扩大了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并在它的生产领域形成垄断，由此再扩大对政治的影响力。

最典型的，就是“摩基耶巴格尔”迦提（Modijyh Bageril Jahti）。它是属于吠舍的一个亚种姓，叫“莫德-巴尼亚”（Modh Baniya）。在北方邦，它却属于首陀罗这一更低的种姓。在《薄伽梵歌》第15章中，“巴尼亚”是被黑天神定为滋养树木的种姓，应该就是世世代代做园丁吧。“摩基耶巴格尔”迦提起源于古吉拉特邦的乔瓦尔德镇，从18世纪开始依靠在港口经营原木生意而成为当地的重要势力。所以印度社会学家斯里尼瓦斯把它定义成一个职业社群。

1827年，这个迦提获得了在朱纳格特土邦生产纸浆的特许经营权。1894年，迦提的成员在西印度已参与进纺织业、造纸印刷业、烟草加工业等，并将烟草加工发展至英属也门。到二战爆发前夕，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拉吉普他那，4个土邦的英署专员都出自“摩基耶巴格尔”迦提。

这其中有一个分支就是安巴尼家族。1957年，德鲁拜·安巴尼从也门回到孟买，创立了印度信实集团。在上世纪60年代，信实集团得到了同一迦提的，当时孟买市市长S.K.帕蒂尔的支持，从而得以进入唯有国营才能准入的冶金领域。也是在信实工业的支持下，从1985年至1992年的7年间，5位孟买市长都来自摩基耶巴格尔，且也都属于湿婆神军党。2018年，德鲁拜·安巴尼的儿子，阿尼尔·安巴尼取代马爸爸成了亚洲首富，信实集团的资产也一度达到印度GDP的4%。

目前，信实集团在印度的石油冶炼、天然气开采、电信领域都处于垄断的地位。而他们的种姓都不是我们印象里，婆罗门或是刹帝利这样的高种姓。

其实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在英属印度时期，种姓财阀化与门阀化的特征除了更世俗外，还有“低种姓”的特征。这得益于分别在1850年和1872年颁布的《排除种姓无能力法》和《特别婚姻法》。前者确立了低种姓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后者则废除了不同种姓间不能通婚的陋习。

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得更深入的地方，例如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的泰米尔纳杜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吠舍、首陀罗这些低种姓对地方的影响力反而大大超过了婆罗门与刹帝利。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嘎尔加提、摩基耶巴格尔迦提，现在印度总理纳伦德尔·莫迪（Narendra Modi）的种姓“莫德-噶安赤-特里”（Modh-Ghanchi-Teli），作为吠舍的一个亚种姓，虽然被印度政府列为低种姓，但是其所在的迦提从17世纪马拉塔帝国早期就通过繁荣的榨油业而积累了不少财富。另外，印度网友说，是莫迪把自己的种姓列为低种姓的，以塑造自己“草根”的形象。

在那些更为开放的土邦，低种姓与高种姓之间的流通也成为可能，进一步削弱了印度教的影响力。比如在泰米尔纳杜邦19世纪就爆发了左右手种姓，也就是“洁”与“不洁”种姓的阶序之争。引用路易斯·杜蒙在《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的总结：“19世纪之后，印度的阶序性变为了政治含括宗教。权力代替宗教，在主要关系上制约印度教的洁净原则。”

但是在恒河平原西部的贾特人领地，或者说德干高原的广大山区，宗教势力仍非常强大。再加上傀儡的印度政府，不论是德里皇帝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比不上村社婆罗门来得更有话语权。这无疑是构成现今弱势中央政府的又一历史基础。

【PART 4 精英与贫民 印度共和国的社会与经济】

日不落帝国给印度种姓带来了现代化，相反却孕育出一位温柔地把“英吉利太阳”沉入印度洋的人。这个人就是圣雄甘地。如果没有英国殖民者，即便甘地的父亲再有钱，作为吠舍的他也不会从博尔本德尔前往拉杰果德，成为英国在西印度政治中心的内政部长。没有政治权势的甘地，也不会获得前往英国学习的机会，更不会出现在南非，亲眼目睹为独立留下的血泪。那么，印度的现代史又是另一个面貌了。

但是（What’s happened, happened）.诺兰爸爸打钱，谢谢。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德里红堡的拉赫尔门升起了印度共和国的三色旗。英属印度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终被自己所终结。可托克维尔也曾告诉我们：“新世界又总是处处像是旧世界。”

独立之后的印度，由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崛起，一个依托于国家权力机器，宗教与世俗相媾和的精英利益集团成为了印度种姓在20、21世纪的新内核。

而这一过程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政治上的世俗化、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上的精英化。

政治上的世俗化表现在，最高种姓婆罗门不再以宗教为纽带，而是以血缘，即以一个个政治家族的面目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婆罗门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在短短70多年里，这一家族共有15个成员出任过印度政府的部级及以上高官，其中尼赫鲁祖孙三代承包了3位总理——他自己、他的女儿英吉拉·甘地、他的外孙拉·甘地。而印度国大党更是被认为沦为了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私有物，拉·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担任国大党主席20年，前年短暂交给自己和拉·甘地的儿子，拉胡尔·甘地。但是去年又做回党主席了。

不仅如此，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成员也积极统合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英吉拉·甘地的另一个儿子桑杰·甘地的遗孀玛尼卡·甘地，现在是印度人民党党员，也是莫迪第一任期的妇女儿童事业发展部部长。她的儿子更是从24岁就当选为人民院（印度的众议院）议员，牢牢地控制着北方邦的比利皮德选区。

这也是很多印度人茶语饭后的谈资，英吉拉·甘地的两个外孙，谁会做印度总理呢？还是两个都过过瘾？除了尼赫鲁-甘地家族，还是有同为婆罗门的、前总理拉奥家族和瓦杰帕伊家族。他们家族的政治势力更多地在地方上，而不是全国性的政党。这既有难以和尼赫鲁-甘地家族对抗的原因，更因有在印度做“土皇帝”更舒服的历史基础。

经济上的市场化，则是印度在独立后的73年里分阶段确立了“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印度在经济制度上的发展与探索与我们很相似。1947年到1960年代，也就是尼赫鲁在担任总理时，紧跟苏联老大哥的步伐推行计划经济。但是，尼赫鲁的计划经济有几个不同之处，或者说社会主义得还不够彻底的地方。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任何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土地改革硬生生地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是尼赫鲁的阶级问题，还是印度的结构性问题，又是另一个值得单讲的视频了。二是不得不陷入“苏联式困境”——一个是造的了飞机、大炮，却造不出自行车，粮食也无法自给自足的尴尬，经济结构极不平衡；另一个则是特权阶层迅速地依靠国有企业的权力，在国家机器的缝隙中滋生出来。

印度左翼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马哈在《甘地后的印度》中讽刺道：“这个特权阶层就是一个夹心蛋糕，当中是来自婆罗门的政治家族，外面则由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农业和商业精英所包裹。在现代印度，宗教与世俗的精英阶层像是从未敌对过，几千年来始终如亲兄弟一般。”

尽管尼赫鲁终其一生都在积极地平衡社会平等与高效发展的关系。但是80年代新保守主义之风正盛，面对停滞不前的印度经济，英吉拉·甘地和拉·甘地不得不推行“混合经济”，也就是市场与计划的双轨制经济。尤其是在拉·甘地政府时期，1980年代后期，陆续取消了冶金工业、电力能源、电子工业等6大领域的特许经营限制。市场机制被引入越来越多的国营经济领域。

可是，只要有双轨经济，就存在两个市场，就有权力寻租的空间。于是，所谓的“竞争”最后喂饱了印度的“倒爷阶层”——婆罗门政治家族与非婆罗门的高级迦提。发展起来的是赤裸裸的私人垄断资本。

由此，宗教政治家族与世俗高级迦提，在世俗化与市场化中实现了合流。随之而来的社会精英化成为了现代印度的底色。当同样来自婆罗门的总理，那拉辛哈·拉奥的经济改革，让印度经济彻底倒向私有制经济之后，精英化的“底色”越来越深。再加上，印度教中的等级观、世袭观更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还不赶忙给它披上“国学”的外套，向民众和外界宣扬它是印度文明的内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错误地认为印度种姓是作为“瓦尔纳”的宗教糟粕，而完全忽略了它在根本上，仍就是阶级问题！就像美国的种族问题，背后也是阶级问题。太阳底下，那有什么新鲜事呀！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印度政府会大力发展信息工业的原因。因为这一行业的专业壁垒既能满足他们通过垄断教育资源，从而实现阶级固化的“反动”需求，又能满足印度实现弯道超车的民族主义需求。

【结语】

相较于印度，我们的确应该为自己而感到幸运，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使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留存至今，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革命者强大的毅力与决心，把旧世界统治阶级设计好的牢笼打得粉粉碎。但是，在西式现代化的洪流中，印度的许多问题，在实质上也是我们所面临的的问题。这些不仅考验着处庙堂之上的他们，也考验着处江湖之远的我们，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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