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8日发(作者：高鹏)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1)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
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2)〈原文是DasÖkonomische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3)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4]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4)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5)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5]），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6)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6]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7)”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Anschluβ）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7)，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8)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作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7]〉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8]，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10)。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11)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作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9]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12)，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10]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11]，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12]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13]来对待国际[14]，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13)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15]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16]），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作吠叫，因为他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17]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18]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14)，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groβetheoretischeSinn），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5)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1)见戈·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编者注
(4)当然，这里说的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5)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脚注（89）。——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
(7)同上，第4卷第208页。——编者注
(8)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
(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编者注
(10)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曾引起许多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11)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12)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念，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占统治地位；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
(13)谈到这个无聊的用语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他太聪明，太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率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摆出恩格斯（“没有那么多创作才智的人”），再后摆出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以及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说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本想说得俏皮一些，结果却平淡无奇。
(1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编者注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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