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8日发(作者：骆是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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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之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年，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1]，绅士的扇头[2]，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都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致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些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曾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头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甚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注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拿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剥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它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仿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虫蛀所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道道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鬃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暂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更也好，不更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凭单付护弁四名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此致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兄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一　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份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二）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三）佃    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有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不胜枚举。苛捐杂税农民负担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为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至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二　佃农之亏空

　　佃农项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额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稿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二）种子费约五元；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计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更八斗种的田地呢？那末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下：
　　甲 收入之部
　　　　（一）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二）禾稿　　 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 支出之部
　　　　（一）肥料　　 三十元
　　　　（二）种子　　 五元
　　　　（三）农具消费 五元
　　　　（四）工食　　 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厉害了。

三　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砍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足总已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是借债——高利贷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办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少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木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的，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番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一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她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她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渊的亏空，仍不能餍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仍更进一步用嫁妻卖儿的办法以抵租债，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样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扣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统统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予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青目黄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果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为所谓校长所谓学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什么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么算学，明日教甚么格致，再教甚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再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弱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第四节 农民运动的开始

　　一九二二[3]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苦有相反的厉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很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4]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运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先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哪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近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上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在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痛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民让他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的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情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在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王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芴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着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第五节 六个人团结与奋斗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我家一个雇工，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里闲坐好。”我问：“为什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我几乎把他笑死。后来查出是一般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神经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像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王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能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别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句话，欢喜的了不得，我心里想到：“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他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今晚在我闲馆来谈话。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一班末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慌，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我接着说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们来谈话吗？你去叫他们，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熟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同时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了。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5]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的原因，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届时必先通知他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象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一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让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拿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碰出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哪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来，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拿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又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什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推诿他，他推诿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的，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吓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
　　这时间，适有赤山约云路乡，有一会员的媳妇才六岁，因出恭跌在厕池溺死了，她的外家则母家男女三四十人到云路乡来打人命，谓我们会员无故打死他的女，一定要偿命，来势甚凶，我们便召集了三十个会员开会磋商如何对付，决议由全体会员到云路乡向那来打人命的理论，看谁道理长。我们到后，就质问那来打人命的人是何道理，并将男女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写在簿子里，我们喝他回去道：“你们一定上我们的当。”他们因我们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起来，不知道我们弄何手段，所以有点惊怕，当时适遇一个约正卓梦梅来调停，拟把农民来处罚，被我们赶他出去，几乎要打他，打人命的人更骇怕，只要求：“你们若不赔命，须开棺来看看。”我们说：“好，你敢来，就去开，你不怕坐监，就可去开。”那班妇人听见坐监，更怕，遂牵着那些男人衫角要回去。我们更是迫他们退，他们又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我们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乃垂头而去，我们毫无损失。这件事一传出去，很多农民知道农会的兄弟尽忠心，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并且拿来作宣传的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负，大家若要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这个时候，加入的人逐渐增加。
　　不久又发见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事，我们农会就定出条例，大概是说，凡已是会员，未经该会员之许可即本会之批准，不得夺耕。如地主对我会员加租易佃时，凡未经该被易佃之会员声言放弃及本会之批准，无论何人，不得认批耕作，如违严重处罚。如会员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该会员如感受生活之恐慌，得请求本会代其设法，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此条例发表之后，会员与会员间，完全无互争之事，地主亦受了抑制，不敢对农会会员加租。不过有的系非会员夺会员之地，我们即派人前去忠告那非会员，即时交还我们。但是地主很不满意，谓原佃不好久租，无论如何不给原佃（即会员）再耕。我们即宣告“同盟非耕”。地主恐田地荒了，不得已，仍归原佃耕作，我们又得了一个胜利。
　　又有一件事，是农民用船驶到城市的河边来运粪肥等，那城市的土霸，就强要他的码头费，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即将舵取去，如去赎舵，即勒索数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农会即宜告取消。我们的办法，就是如遇城市的土豪向乡村经过，或有城市的船到乡村，我们就要他纳路费，如他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用给他，所以码头费就无形取消了。
　　我们又发现农民时常自己发生争端，每为绅士土豪所利用，诉诸官厅，卒至破家荡产。我们乃发出通告，凡农会会员，自己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先报告农会，而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姑无论其很有道理，即宣告除名，以全力帮助其对敌之会员。如本会会员与非会员争端时，会员必须先来报告。如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来报告而交涉失败，本会概不负责。
　　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第六节 由赤山农会至海丰总农会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年九月间了，加入的会员约五百余人，是属于赤山（二十八乡）为多，乃定于九月某日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全体会员，参加者有中学校长黎越廷，高小校长杨嗣震等演说，并选举黄凤麟等为会长，茶会后，各会员甚兴高采烈而散。自这成立会开后，益加影响到各乡，请求加入者日渐加多，大约每日平均有十个人了。
　　加入农会之手续，由其本人到农会祈请入会，并交二角银为会费（本来入会是要入会金和年费或月费等，当时因为恐农民头脑不易明白，致使入会者发生疑问，故定每年收二毫，较为简单，而便其宣传，俟将来各农民加入后，有相当的训练，始为改变）。并由我们与之谈话作为宣传，再给发一会证，其原形如下（以名片纸印的）：

　　此时农会并发出有宣言（须待查检）及农会利益（须带查检），兼之无论何日何夜，我们必到乡村去宣传。到了十月份，加入农会会员每日平均有二十人了。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筹备海丰县总农会。
　　这个时候，农会就发起组织了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约百五十余人，无论那个会员的父母或自己死了，由各会员挪出两毫钱来济丧。此方法宣布后，第一日即有某会员的父亲死了，各会员挪出两毫钱，共约三十余元，同时会友并往致祭，行送丧的礼节，农民益加欢喜。到了第五日，又有会员的父亲死了，这个时候，济丧会的会友无法负担，乃先由农会代出，另日由济丧会筹还。到了第七日，又有一个会员死了，再由农会代出三十元。这个时候，济丧会会员吓了一惊，成立未十天而死者五六人，倘继续下去，如何办法呢？乃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临时停办，俟农会财政充裕时，始继续办理。
　　又办了一间农民医药房，在海丰大街，由一热心农民运动之西医生某君担任医生，凡农会会员有病须药者，准由该会员执会员证到来领药，药价仅收一半，非会员则全收。请诊症者如遇会员，不取诊费。并由该西医之老婆担任接生，凡遇会员不收接生费，仅取药费一半，大约二三角钱。自是领药接生者甚众。甚至有非会员而借会员证去领药者亦有之，乃在会员证中加数条规则以限制非会员借用，并规定会员证失落补领费二毫。
　　到了民国十二年，新历一月一日，乃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此时加入会员已达二万家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6]，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是日各乡代表到者共六十余人。开会秩序：（一）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二）各代表报告，（三）主席报告筹备经过，（四）演说，（五）选举，（六）讨论章程，（七）提议，（八）欢宴。结果选出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蓝镜清为财政，林沛为庶务，张妈安为调查……（其余忘记）。总农会之组织图表如下：

　　讨论的问题是：总农会成立后必须增会费，查番薯市，糖市，菜脯埔市，地豆市，牛墟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通通是农民的出产，每一市的权力皆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计番薯市每年至少亦有五百元之收入，倘各市算起来，每年收入可得三四千元，可否将各市的权移在我们手里？决议：我们欲握到市权，一定与绅士冲突，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过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出农民医药房经费。
　　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合。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当械斗杀人是很利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联合旗，以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
　　此时农会渐渐得到城市的中学生高小学生及较为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多来帮忙者，农会即给与宣传工作，故此时之宣传工作亦进步。宣传之方法：（一）定期演讲，即由各乡订定时期，由宣传部派员前往宣传。（二）是轮回宣传，由宣传员到各乡去轮回宣传。（三）是临时演进，由农会通告各乡会员，如遇各乡有迎神赛会演戏等等，须于三日前报告农会，由农会派人前往宣传。故各乡来请求宣传者甚众，有应接不暇之势。
　　教育部的工作。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谈起新学就变色。何以呢？（一）教育局系官厅性质，如教育局所限期间，该乡不办起来，就拿学董。（二）教育局完全不会指导农民办教育。（三）农民无钱，教员又贵。（四）学生学费也昂。（五）农民子弟多劳动，以生活为紧，不暇去享受教育。有这几个原因，迫他办教育，就把他弄怕了。所以农会对于教育，打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农民教育”，即是办农民学校。农民教育，是与新学不同，是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而且替他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他们多加喜欢。那末，学校经费从何而来呢？就是由该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配工作去犁去抓去种，及至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担任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而且学生也可习耕种的方法。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还地主租外，余的送给先生做薪金。这方法实行之后不一月，而农民学校之成立者十余校，夜校也有数间，概由教育部指挥监督之。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农业部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门家，所以对农业是无毫把握，而且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海中有一个蚕桑局，每年花费了不少的钱，时时去劝农民种桑，农民皆因怕地主之干涉，及恐怕失败无租谷交还田主之故，皆不敢去种，即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由这点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很妨碍农业的发展，至如要整理耕地等更是不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要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乃由农会发起种山松。因各乡前后都有大小的山，这些山是毫无树木的，城市的资本家想去种山，农民多不肯，而农民本身又无能力，乃决由农会出资买松苗，农会会员出工去种，将所有的山松，归为全县农民之公有财产，到有利可得的时候，那负担作工的得多一点分配。一举办之后，各乡有山的都欢迎农会去种。并且种下去的山松，不要甚么森林警察，因农民个个都是警察，如有遇火，附近农民便会去救，甚为得法，我们当时计划三年内就可把全县的童山变成绿色的树林，关于水患也可减少。
　　仲裁部的工作呢？就是做个和事佬，但是我们能够在和一件事的时候，来攻击现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之罪恶。据该部所报告的案件：

婚姻案占

百分之三〇

钱债案

百分之二〇

业佃争议

百分之十五

产业争夺

百分之十五

命案

百分之一

犯会章

百分之一

迷信

百分之一〇

其他

百分之八

　　该部所统计，婚姻案为最多，如离婚入赘发生冲突，夫老妻少以致冲突，奸淫，拐带，嫁妻，其中又以入赘发生冲突为多。
　　卫生部的工作。即上述农民医药房接生等之事，据该部的报告所医之症如下：

因营养不良发生贫血证发冷者占

百分之六〇

刀伤疮痢等

百分之三〇[7]

崩脚赚者

百分之一〇

接生

百分之五

杂病

百分之五

　　该部所用的药料，以金鸡腊散为多，次为皮肤病药。
　　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以比较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惟我们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智识；三，作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
　　光阴很快的，旧历十二年的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农会就发起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在旧历正月十六日开会，是日各乡的旗帜鼓乐很多，狮子曲班等都有，会场在桥东林祖祠门口的草埔，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当时演说者：彭湃，黄凤麟，杨其珊等，谓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迫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准备杀敌，所以各人的感情非常沉痛，又非常快乐。计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收会金四百余元，极一时之盛。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农友到来农会问事座谈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会务实在多忙极了。
　　可是此时惹起了地主的注意，他们对人说：“我（地主自称）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有一地主兼大绅士者陈月波，即谋扑灭农会，谓农会为实行共妻共产，时适钟景棠不知在何处打败战，带着百余个残兵回海丰，陈月波即以解散农会为请。钟答：“我虽有兵，我的兵‘引火不足他吃烟’，不理了。”陈遂无法。
　　陈月波者，即前广东教育厅长陈伯华公路局长陈达生之兄也，此人在海丰的势力可说陈炯明以外，就是他了。可是他是最迷信鬼神的，天天都是求神拜佛祈祷农会消灭，过了不久，即旧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于是地主和农民第一次开始冲突。

第七节 粮业维持会之压迫农民

　　海丰县城内有朱墨者，是一个恶地主，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因要把公平去黄坭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来加租。余坤等以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其先祖向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故佃户甚好，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置之不理。朱墨大怒，嗾使奴役闹余坤等家。余坤即报告海丰总农会，谓该地主平素暴虐异常，不堪其扰，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准其所请。但是朱墨早知道农会会员的田如辞退，附近无论任何农民不敢耕的。朱墨益怒，即叫余坤等六人所耕之田三石余种悉数交出，余坤等乃如数交出。
　　地主朱墨到了次日，即向法庭起诉，指余坤等六人“佃灭主业”，即谓余坤等交出之耕地，不足丘额，被其所偷。该分庭推事张泽浦即派法警三名，携票传余坤等质讯，法警到黄坭塘时，乡民妇女小孩畏官兵如虎，即闭门逃散一空。法警见乡民惊，益狐假虎威，将余坤等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宿费二元（县城距该乡不过四十里何用宿费），另票费一两即大洋四元（欺农民不晓大洋价格）。余坤等无法照付，即饱以老拳，拿之至公平墟，余坤以所穿衣质之公平当店，得银六毫，交与法警饮茶，余款请出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始将余坤释回。次日余坤携银到农会报告经过情形，农会告以两种办法：（一）除票费一两交还外，余如法警要钱，你可谓钱交在农会，请来取；（二）你在堂讯时，可对张泽浦说，以后传讯可到农会，即传即到，不须至吾乡；并告以口供。余坤等赴讯，张泽浦骂朱墨说：你告余坤等灭你的地，毫无证据，既无证据，便是诬告。朱墨语塞，即乃谓我有证据，候下次携来。遂宣告退堂。余坤等谓以后如传我，可请到农会便妥，张推事许可，遂散。
　　朱墨以第一堂讯失败，乃告各地主，谓：“地主自来与农民打官司未有失败的，这次我竟失败，一定农会作怪，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并谓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城厢各地主为其所动，最先响应者为陈月波，遂发起请酒于城内朱祖祠，到会地主绅士如保卫团长土豪等五百余人。将军府最大势力，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也出席。到会的人都是长衫马褂，金丝眼镜，金镖金链，面团团肚胀胀的。主席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实行共产公妻，并运动法官，欺负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何物县蠹彭湃者，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作反。……众皆拍掌赞成，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农民既有农会，吾辈业主亦须联合一会，以抵抗之。朱墨起来赞成，组织一田主会。陈月波则为田主会的名牵连不到政府，应用“粮业维持会”，众皆一致赞成。推出陈月波为正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章程由会长起草。陈月波又提出会费问题为吾辈此后定于农会作对，如无多大进款，万难制胜，以我（陈月波）以健，全县田租就附城方面有十万余租，如每担租纳一圆，则共数已有十余万元，我们是可以用饮片去埋葬了他。此时大地主则赞成，小地主不置可否，不敢十分反对，卒为通过。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殊深可恶，以我（陈自称）以健，需全体向他质问，如他不把农民锁起来，我们就予以相当对付，众鼓掌赞成。即列队前赴海丰分庭，见张推事，张闻讯，吓得手忙脚乱，陈六太爷（开庭）大骂一场之后，叫他马上把农民拿禁，张唯纳之，惟必须双方再讯一场。朱墨提出需派人来旁听，张亦唯之。粮业维持会这般东西始各自回去了。张泽浦第三日即来农会传余坤等堂训，因事起仓卒，农会开会，本想派一部分会员前往旁听，因时间迫促，未能派到。一方面以为此案仍属民事诉讼，根据法律在未判决以前断不能把余坤收押的道理，不妨由余坤等与之对讯，农会职员尽量前往旁听，决议通过。我们正在预备前往旁听中，忽有人来报告，谓：“粮业维持会按腐烂仔（即流氓，打手）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本会再派侦探往查，其报告与前同，我们只有余坤等六人先去，余人在农会候消息。余坤等六人到分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方面来旁听者七八十人，皆大粒之绅士。张泽浦于是被其所谓吓，故对于余坤等六人，并无如何讯问，只叫法庭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临时会议，表决：“明日向分庭请愿，”即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各乡农友于明日上午十时集会于龙舌埔。次日上午十时，到会农友六千余人，皆手携小旗，现有彭湃宣布理由，略谓：“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需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黄凤麟演说，谓：“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谓彼附城各田主共有十万余租，每担租银一元，有十余万元专来与我们农会打官司，众农友不要为其所怕，不说他们有十万租，即万万组也是不怕的。因为租者谷也，谷是放在我们农民的家里，不是放在他们的家里，若地主与我们认真地干起来，我们就一直不还租，所以十万租是在我们农民手上，不时在地主手上，我们把五万租用来做食料，五万租与地主对抗是有余的，那是地主哪里有租呢！众农友不要怕！（众大鼓掌）现在地主粮业维持会（农民叫做斗盖会）异常蠢动，地主与农民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各弟兄不要为人所恐吓，小弟极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壆掘去，混成一大块天地，是地主认不出了自己的田在那里。我相信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间都要打起来了。”众皆欢呼。主席并宣布：“我们农会筹备六千余人的午粥。”
　　大家食了粥，即向分庭进发，当出发时，天下大雨，农民以久旱逢此大雨，喜气扬扬，此时分庭已派代表来磋商，我们不理，只有请愿。我们正在分厅的门口，就有县公署好多游击队武装把守门口，组织我们进去，我们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我们进到衙门，迫近法庭会客厅，我们就选二十个农民作代表，分庭推事张泽浦把他的房子锁了，法警武装的跟着他应代表进去，张招待茶烟甚殷勤。张问我们来做甚么，人我们提出几条件如下：一、即将枉押农民放出；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的农民出去；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张答：“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他：“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此时农友们异常愤激，有几个在外头大声叫道：“放不放赶快答覆！”张又说：“你们来得这样多人，恐怕你们劫监狱。”我们说：“代表等可以保障无此举，不然，代表等可令群众离开监狱门口十步。”张不得已，乃即放人。此时六千余农民，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被毁烂了，及行至大街，雨更淋漓，农民更加欢呼，游行各街时，有学生在街头大呼：“农民万岁！”并用红布写着“欢迎出狱工友”，燃鞭炮抛晴，乃开大演说会，由彭湃演说，大意谓：“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请你们解答。”此时有的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我乃再说：“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大胜利，会变成将来的大失败！”最后乃三呼万岁散会。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同时，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视，也非常厉害；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 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此时会务异常复杂，每日农民到来农会接洽者不下三四百人，幸此时做工作（农民运动）的同志也增加了，如李劳工同志即其一也。李同志捷胜约之第六区的，在蚕桑学校读书，一向与彭湃不相识，甚表同情于海丰的农会，有一天他即宣告退学，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湃，这封长信现在不知下落，其内容之主要点是说他对于农民运动的同情，要来和我见面；我即草一函请其来谈，当时李劳工同志和林务农同志等同来，劳工同志等对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贡献得很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在客观方面，海丰的绅士地主贵族所结合的粮业维持会，受了未曾听过未曾看过的六七千农民群众放人及示威运动吓缩了；同时，我们并请农民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即田的界限）等口号，更使粮业维持会毫不敢动。这时候，该会会长陈月波及一般迷信权的绅士等，请求菩萨赐回良方妙策，来对抗农会，乃在城老爷的庙中扶乩，当时来就乩者说是元天上帝，他一下乩便写“农会必定胜利”；一般迷信的地主绅士等，垂头丧气。次日，陈月波乃召集粮业维持会大会，到会者百余人，陈月波劈头一语就是：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说：“昨日扶乩，元天上帝乩文说‘农会必定胜利’，并有一首诗（前三句忘记），后一句说：‘任凭汉育去生机’，原来汉育是彭湃的旧名，由元天上帝的主张是万不可去反对他了。我（陈自称）当时又问元天上帝怎么办，元天上帝叫我去香港吧，所以我多两三天定要到香港去，故特提出辞职。”众皆不自在的哑口无言，旋由地主的走狗陈小伦提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代表到农会去问他们是不是专要对待地主，众说好，乃举陈小伦一人为代表，遂无结果而散会。隔了两天，陈月波果然去了香港，这就是陈月波怕惧农会势力，想出元天上帝的乩文来做脱身之计，从此粮业维持会无形解散了。
　　陈小伦到农会来问农会将来是不是要共产呢？我们答：“现在是为农民谋利益，实在还是为地主的荷包计算。何以呢？第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同时影响到社会的饥荒，地主也自然饿死；第二、农民生活好，便不去做贼，地主安心睡觉，社会也安宁；第三、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自然有钱去改良耕地，增加肥料，地主的田好起来，收租也容易；第四，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乐乐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农会对地主有这么多利益都不知道，天天来反对农会，这班人真是可怜可恨！”陈小伦说：“我没有听过你的话，我也是反对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对他们解释。”
　　自此之后，反对农会的只有陈秋霖陈伯华等所办的《陆安日报》，天天造谣坏农会，地主兼劣绅王作新及劣绅丘景云（丘是陈炯明的老师，甚有势力）暗中打电陈炯明及广东审判厅，说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动人犯等等不关重要的事；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静浪平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的组织。
　　惠阳、紫金、五华一带之土匪，一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也有相当的觉醒，甚表同情于农会，彼等对于有农会的乡村，牛只皆不敢劫，如有劫者农会叫其放还即放还，土匪的所在地无人敢经过，农会的人即可随便出入，故反动派又以农会勾结土匪电陈炯明。
　　此时（三、四月间）县长是吕铁槎，他是老劣绅，心里反对农会，不过为维持县长的椅子，在表面上不敢谈及反对农会。因此，农会亦得以相当的监督他的行动。及吕铁槎辞职，丘景云上台，海丰学界反对甚为激烈，农会以丘之上台有不利于农会，与学界联合反对之，乃召集公民大会，可是我们倒丘觉着不难，但是倒了丘之后找不出相当的人物可为县长；农会方面，对于县长之人选毫无把握，因能稍顾及农会的利益而可以做县长的无其人；在绅士方面则通通是敌人，故此时只有绅士和农民两大营垒的竞争，农会既找不出相当的人，当然是让绅士去做，那会变成以暴易暴了。此时《陆安日报》又造谣说彭湃有做县长之空气，我们为急于解决县长问题，乃提出马焕新；马是一个青年，在农会任教育部主任，在学界方面可以过得去，在绅士方面则马是马育航的亲人，有点政治势力的关系，赶紧提出以破〈陆安日报〉之谣.及我们的公民大会将开会的时候,陈炯明已任了王作新为县长.学生方面以陈炯明既委任了王作新,也知道王作新是坏人,但怕陈炯明命令,乃各自埋头去读书了.惟农会方面,对于公民大会是一定要开的,当时到会的人六、七百人，除少数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大多数是农民代表；我们只有利用这大会作宣传，我们的口号，老丘的下台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所推倒，学生及其他各界不肯奋斗到底，故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不能实行。
　　王作新上台，对于农会无何等表示，惟暗中恨死了农会，此时农会也没有去理他，只注重内部的工作。
　　海丰总农会既发展而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复不久而改为广东省农会，招牌虽是很堂皇，但是各县组织除了海丰、陆丰之外，是异常散漫的。省农会的执行委员，共十三人：
　　执行委员长——彭湃（知识界）
　　执行委员——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苏（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味（农民）。
　　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
　　省农会之组织系统图表如下：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