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9日发(作者：姬氏)
（二）与此同时共产党在湖南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国民党内不少军官不满，终与何键发生冲突。何键、朱培德等亦开始“清共”，是为“马日事变”。6月初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易将所得训令转示汪精卫等武汉国民党高层，引起汪精卫等恐慌。6月中冯玉祥先后会见武汉及南京代表后决定支持南京，在其军中亦展开“清党”。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声称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遂宣布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来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1927年7月2日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同时调掌握之各军沿长江而下，准备东征南京。13日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15日武汉政府宣布进行“分共”，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四一二政变”之后新桂系的势力扩大，蒋介石准备联络何应钦，解散新桂系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打击新桂系。但何应钦不合作，蒋介石打击新桂系的计划未能成功。而宁汉双方都在尽力争取在西北已经宣布投向北伐军阵营的原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冯玉祥拥兵20多万，居中调停宁汉双方的分歧，并策动宁汉双方继续北伐。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新桂系第七军北上攻入山东境内，驱逐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亦派兵北伐，攻入河南境内。1927年7月汉方派出唐生智、程潜、张发奎等部队，东进进攻宁方。新桂系迅速以与汉方作战为借口调动部队回到南京附近，并联络驻军浙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形成对南京的包围。随后李宗仁与程潜部达成协议，相互不攻击，借此向蒋介石施压。7月15日汪精卫于武汉实施“和平分共”，驱逐共产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内左派人士（未公开身份的倾共产党者），共产党自此被迫在全国转入地下活动。宁汉双方的根本政治分歧消失，为宁汉合流打下基础，但汉方仍然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
（三）同年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张宗昌、孙传芳南下进攻南京，8月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遭到失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部损失很重，丢失苏北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徐州。宁方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蒋介石原定以徐州作战的胜利来对汉方施压，但这一计划失败，此战导致王天培因战败而被枪决。1927年8月8日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通电汉方，要求整理善后，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从徐州回到南京，命令新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但遭到白崇禧的公开抗命，蒋介石不得已通电下野。因蒋介石主动下野，汉方暂时失去“讨伐”的目标，新桂系遂与何应钦部署部队先迎战北方军阀。8月底经过孙军和宁方军队的反复争夺，新桂系和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发动全面反攻，击破南犯的孙传芳主力6万余人。孙传芳只带十余个卫兵北渡长江撤退，南京局势得以稳定，此后孙传芳逐渐淡出政坛。1927年9月11日在新桂系的主导下宁汉双方及多位国民党元老在上海开会，商谈双方联合。新桂系连同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排斥汉方的汪精卫，成立一个由新桂系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之后“宁汉合流”，但汪精卫被迫下野。汪精卫虽然下野，同时仍然联络汉方的唐生智、程潜，反对新桂系。同时还鼓动汉方的张发奎在广州另立中央，以对抗新桂系。因张发奎部南下广东进攻共产党武装以及程潜部移防湖南，汉方军队几乎尽控制于唐生智之手。加之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下野，宁汉双方的矛盾，已经由宁方蒋介石、汉方汪精卫之间的政治分歧演变成控制宁方实权的新桂系与控制汉方实权的唐生智之间的政治分歧。1927年9月22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主导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并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东进，在当涂与新桂系的第七军夏威部爆发前哨战。新桂系随之以“中央”名义出兵西进，进攻唐生智。
（四）新桂系政治、军事手段同时使用，动员谭延闿、孙科等人前往武汉与唐生智会谈，但会谈失败。同年10月18日投向南京方面的程潜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首先向驻守宣城的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进攻，宁汉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朱培德部已经投向宁方，唐生智为防止被宁方军队拦腰截断，主动退出安徽。李宗仁亲自到达安庆指挥前线作战，并宣布唐生智之“十大罪状”。唐生智继续撤退，相继放弃武穴、武汉，退入湖南。唐生智主动通电下野，以观望形势，但同时仍控制其部队在湖南继续对抗南京方面。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准备与唐生智联合，以打击势力越来越强的新桂系。1928年1月15日新桂系、程潜等部队从武汉出发，攻入湖南，与唐生智部爆发连场激战。当程潜部第六军攻占岳州后叶开鑫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投向唐生智和蒋介石，并从背后突袭第六军，第六军遭受重创，陷入溃乱状态。白崇禧急电武汉，提出两个补救的策略：第一是全军回师攻击叶开鑫部，保卫武汉；第二是不顾叶开鑫，全军突破正面敌军防线，攻取唐生智的总部所在地长沙。在武汉的宁方大员李烈钧、谭延闿、何应钦等都主张使用第一方案，但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坚持使用第二方案。于是白崇禧亲自督军南下，连破长沙、衡山、衡阳等湖南重镇，唐生智部大败。唐部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人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愿意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唐生智已经下野，在溃败后被迫前往日本流亡。宁汉战争以新桂系为主力的南京政府获得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在宁汉战争中的获胜因素有：不停的拉拢各方势力，使大批国民党元老如谭延闿、孙科、胡汉民等人转而支持南京方面，政治上取得主动；
（五）军事实力占优，南京政府下属有李宗仁、程潜、何应钦等部约六个军兵力约10万，并有海军和空军助战。同时还有广东李济深、四川杨森等部作为后援，西北军冯玉祥也表态支持南京方面。而唐生智部号称有六七个军的番号，兵力约15万，但很多军并不愿受唐生智指挥，如程潜、鲁涤平、朱培德等部在开战前后都分别投向南京政府，唐生智能直接控制的部队不过三个军；地缘有利，武汉方面控制的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安徽一部，河南一部。战端一开朱培德控制之江西，驻守鄂西之鲁涤平都投向南京，武汉四面受敌。而且南京方面控制江南富裕之地，在军费上也远比武汉方面充裕。在宁汉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南京方面的新桂系，新桂系在宁汉分裂期间成功运用政治、军事上的不利形势迫使蒋介石下台，进而通过政治手段组建受新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一并排斥武汉方面的汪精卫。随后又以中央名义出兵击败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并收编唐生智在湖南、湖北的部队，此后湖北、湖南成为新桂系的势力范围。新桂系可控制的兵力亦膨胀到约20万，但是蒋介石与唐生智，汪精卫等人迅速联合起来，对抗势力越来越大的新桂系。1927年底蒋介石、汪精卫策动张发奎、黄琪翔于广州另立中央，企图将新桂系的势力驱逐出广东。因当时新桂系正部署与唐生智的作战，未与广州方面爆发冲突。随后虽然新桂系击败唐生智，但蒋介石却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得以成功复出。宁汉战争使“宁汉合流”的结果得以保证，使国民政府得以维持统一。1928年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别联合进行北伐，迅速击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使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中国，新桂系也在宁汉战争以及二次北伐中势力迅速扩张至极盛。
（六）西山会议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派别之一，1925年形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活动。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一系列反动文件，由此“西山会议派”产生。对此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斥责西山会议为违法会议，并给邹鲁、谢持等以党纪处分，此后西山会议派仍然继续其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的活动。1926年3月该派公然在上海召开非法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和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并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还设立地方党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宁、汉、沪合一，西山会议派参与组织政府，在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西山会议派亦参与其间。该派曾因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多次联合国民党反蒋派与蒋介石抗争。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考虑国民党的去向问题和解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人即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
（七）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进一步活动。23日会议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伦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地方党部。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邹鲁、谢持等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继续反共反人民。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是国民党宁、汉、沪三个反共集团互相妥协的结果，成立于1927年9月16日，作为中央政治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次日中央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汾（1874- 1954年）、于右任等4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为常务委员。
（八）同时推定于右任、方振武（1885- 1941年）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白崇禧（1893- 1966年）、何应钦（1890- 1987年）、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并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孙科为财政部部长，王伯群（1885- 1944年）为交通部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部长。会议还通过《中央党部组织案》、《国民政府组织案》等，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举行就职典礼。中央特别委员会及它所选出的国民政府的成立，结束四月以来国民党三个中央党部、两个中央政府同时并存的局面，标志着宁、汉、沪三方合流，国民党内部矛盾暂时的缓和。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生集中地体现这个时期国民党各反共集团之间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形成三个并立的反共集团：汪精卫集团控制着长江中游的湘、鄂、赣等地；蒋介石集团控制着长江下游的苏、浙、皖、沪等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老的反共集团，它虽然没有成立政府，但却有一个中央党部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而且活动频繁。这三个集团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瓜分国民党中央权力的间题上却争夺激烈、各不相让，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最后决定成立一个超脱于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之上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合作是短暂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一成立就遭到唐生智、汪精卫等人的反对。1927年9月21日汪精卫、顾孟余、唐生智等不顾特委会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命令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中央特委会相对抗。同时唐生智率部由安庆东进，占芜湖，威逼南京。南京特委会一面派人与汪精卫协商，一面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兵三路讨唐。宁汉合流不久又重新变成宁汉战争，11月11日唐生智战败，通电下野，西征军占领武汉。在南京方面讨伐唐生智时汪精卫南下广州，与李济深、张发奎联合，继续与特委会对抗，11月他们在广州公开树起国民党中央的旗号。宁汉战争为宁粤对立所代替，在宁粤对立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11月10日由日返沪，他认为中央特委会是他重新上台的绊脚石，因而也反对中央特委会。
（九）为了加强力量，蒋采取联汪制桂的方针，很快蒋、汪在反对特委会方面取得暂时的联合，在蒋、汪等派的共同反对下中央特别委员会被迫暂停行使职权。1927年12月3日至5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决定四中全会于1928年一月在南京召开，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在蒋介石的打击下胡汉民、孙科等宣告退出南京政府，相继出国赴欧美。中央特别委员会于同年12月28日便由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签发呈文宣布结束，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成立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取代特委会。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此举引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经过和平会谈后蒋介石宣布下野，成立以孙科（孙中山长子）为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双方实现和解。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而将其扣押，此举虽使约法之争得以解决，却引发政坛的一次强震。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于4月30日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电中罗列蒋介石多项罪行，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介石予以严厉处分。5月3日陈济棠等粤方军事将领通电响应，要求蒋介石引退。四监委和陈济棠等人的通电，正式拉开宁粤对峙的序幕。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蒋、胡两派矛盾激化。5月27日反蒋势力正式组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6月2日成立军事委员会。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陈策、张惠长分任海、空军总司令。随后任驻河北的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以图南北呼应推翻蒋介石的统治。7月19日石部由驻地顺德（今邢台）北进，兵指平津，20日占领石家庄。1931年底蒋介石辞国民政府主席职，次年初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一）广州张黄事变是指在1927年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1896年9月2日—1980年3月10日）、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广东省政府的事件。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新桂系，其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此事件复出。新桂系是指相对于旧桂系，在1920年代崛起的以李宗仁、白崇禧等广西出身者为代表的军阀、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广西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边远落后之地，经济与文化较为落后。后因国共内战中中国国民党失利，新桂系也随之瓦解。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共合作局面已彻底破裂，国民党走向全面反动，它再也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而是一个四分五裂、派系林立、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并由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军阀所组成的反动集团，是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正如宋庆龄指出的：“宁、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尊不相上下。他们是盘长江流域的封建军阀，是可耻的反革命。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势，正企图把中国拉回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从此中国开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激烈的、连续不断的大混战，而1927年底发生的广州张黄事变就是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中的一幕。蒋介石是1927年9月28日由上海赴日的，陪同前往的有张群。蒋介石在下野后选择赴日，是希望通过日本之行来争取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对他复出，并由他领导“统一中国”的支持。不过蒋介石的这次访日并不成功，在与田中的唔谈中田中表示日本愿意给蒋介石以充分的援助，但前提是不牺牲日本的权利。日本要求蒋介石放弃北伐，从而使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日本好从中渔利，这让蒋介石非常失望。而其时国内传来桂系西征大获全胜的消息，这让蒋介石增强复出的紧迫感，于是决计返国，先谋东山再起为达到重新上台的目的，由桂系和西山派掌控的特委会就成了必须清除的障碍。
（二）为此蒋介石使用多管齐下的手腕，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在两广制造事变，动摇桂系根基，为此他与昔日政敌汪精卫联手。汪精卫是在西征讨唐开始前就从武汉来到广州的，他的抵粤是应了张发奎的邀请。张部原驻九江时由于所部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而受损严重，在赣难以立足，便以“追叶、贺”为名率兵直趋广东。其时广东省主席为李济深（1885年11月6日—1959年10月9日），他为桂籍，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巨头”关系密切，向有“半个桂系”之称。张部为李济深属下，虽然“四一二”时宣布脱离，但该部能征善战。李济深也有意重新收大摩下，对其人粤表示欢迎，并派人携款前往迎接。不料张发奎并不领情，回粤后即打出“反桂系”和“反特委会”旗号，邀请汪精卫赴粤，这令李济深十分尴尬，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而蒋介石正是看准这一点，返国后即派宋子文去穗与汪精卫见面，传达联手去桂之意。又以“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名电邀李济深与汪精卫一起北上“共商党事”，实为调虎离山，便于张发奎部下手。李济深、汪精卫是11月16日乘船北上的。是晚应李济深之召从广西赶来负责广州防务的桂系将领黄绍竑的住所即被张部所属黄琪翔、薛岳的军队包围，黄绍竑虽绕幸逃脱，但在粤桂军均被缴械。次日晨广州街头贴满“欢送李济深”、“拥护汪精卫”、“打倒桂系”的标语，张发奎也从香港赶至广州，并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发号施令，宣布以顾孟余为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主席，并由张发奎、李福林和陈公博三人组成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广州落人汪派手中，这就是“广州张黄事变”。广州张黄事变是宁汉分裂以及李唐之战中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汪精卫、蒋介石、新桂系等派系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1927年初新桂系在宁汉分裂之中，通过逼迫蒋介石下野，促成宁汉合流。并且成立由新桂系操控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国民政府的大权，并且排挤汪精卫。
（三）国民政府内部反对新桂系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重新分化组合，合力倒桂。当时最具有军事势力的反桂势力是原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新桂系不断与唐生智发生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摩擦，双方都准备发动内战。张发奎、黄琪翔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为李济深部属。北伐时期二人北上，在宁汉分裂之后张、黄二人宣布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另立“第2方面军”番号，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1927年中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与新桂系的争斗中失利下野，随后蒋、汪二人便分别联络张、黄二人，以其能利用张、黄二人的军事资本在广州等地另立国民党中央，以对抗新桂系所设立之“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张、黄二人也希望借反桂扩大影响来削弱新桂系的政治盟友——长期控制广东之李济深，进而夺取广东地盘，三派势力开始联合。1927年9月张发奎、黄琪翔借口南下剿共，率军自江西南下广东。控制广东之李济深对张、黄之部队表示欢迎，划出北江地区为张、黄部队之驻地，并要求张、黄部队立即出兵攻打在粤赣边境的共产党叶挺部队，但张、黄二人要求李济深通电反桂作为交换条件。其时新桂系与唐生智之矛盾已经基本激化，无论从政治、军事上新桂系都占优势。李济深不愿反桂，只得调动其嫡系部队北上攻击共产党武装，广州城防空虚，张、黄二人之部队趁机控制广州。1927年10月29日汪精卫自香港到达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之“中央特别委员会”。此时新桂系与唐生智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宁汉战争爆发，双方已经在湖北、安徽开战，新桂系黄绍竑不得不将驻屯广东的桂军部队撤回广西。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趁机排挤李济深在广东的势力，而蒋介石则自日本返回上海，宣布将于11月间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执委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电请汪精卫、李济深自广东北上上海，企图将李济深诱离广东。1927年11月16日汪精卫、李济深离开广州北上上海，张、黄二人立即发报给留守广西的新桂系排名第3的首领黄绍竑，要其前来广州暂代李济深之职务。
（四）因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济深离开广东，新桂系同意黄绍竑前往广州，以控制局面。不料黄绍竑于17日凌晨到达广州，尚未住下时寓所就被张发奎派兵包围，黄绍竑立即在包围圈未合拢之时化装逃离广州前往香港。张、黄二人遂正式发动政变，将桂系在广州周边的部队缴械，并将原李济琛部属薛岳和黄镇球之部队收买倒戈，攻击粤西地区的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第七军被迫退回广西。18日张发奎自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汪派人物顾孟余、陈公博分别出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广东省长。因当时李唐之战正在进行，新桂系无暇顾及对广东用兵，于是只得行政治和舆论攻势，张、黄二人与新桂系爆发大规模的舆论战。张黄二人攻击黄绍竑入粤是企图将张、黄二人之部队缴械，张、黄政变实为自卫。而新桂系、李济深则声称黄绍竑所部乃合法入粤，张、黄二人兵变实乃军阀行径，一时间舆论大哗。在上海举行之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新桂系、李济琛与汪精卫立即展开争斗，新桂系和李济琛联合反汪各派攻击汪精卫，要求先追究张、黄事件之责任再召开四中全会。而蒋介石则以“中立调停”的姿态，声称张、黄事件应压后处理。在各派围攻之下汪精卫突然抛出要求蒋介石复职之提案，意图转移视线。由于当时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之政治利益难以调和，蒋介石复职为各派唯一可接受之共同点，自此在宁汉分裂前期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唐生智、新桂系、李济深、汪精卫、蒋介石、张黄二人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之下中国共产党利用潜伏在张、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发动起义，史称广州起义。张黄二人连夜逃往广州河南区粤军李福林部驻地，随后立即抽调防备桂系之军队主力约5万余人，围攻广州。12月14日广州起义失败，张黄之部队夺回广州，共产党部队大部牺牲，部分撤离。蒋介石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反而连同新桂系和李济深倒汪。12月16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卫戍司令部秘密监视汪派分子，并且电告黄琪翔，要求其辞职，随后又亲自劝告汪精卫下野出国。
（五）汪精卫不得已，与黄琪翔下野出国，汪精卫在宁汉分裂以来第二次被迫下野。此时唐生智丢失安徽、湖北，全军收缩于湘南，败局已定。新桂系立即调动部队，连同李济深之粤军，围攻张发奎。桂军从广西大举东进，粤军则自潮汕地区西进，新桂系另有一部自上海海运汕头助攻。张黄军下属之第四军缪培南、薛岳师、黄镇球师首先东进进攻东江地区的陈铭枢、陈济棠粤军，将二陈的部队击退，随后主力回师进攻东进的黄旭初桂军。双方激战数日，张、黄部队军心不稳，又无后援，李福林部和广东海军又倒戈，已经无力再战。缪培南率部退往粤北，后被蒋介石收编，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济深重回广州。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广州张黄事变是在汪精卫、蒋介石、桂系、西山会议派各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和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争夺地盘的大混战时期发生的，因此广州张黄事变是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的战争，是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反对李济深、黄绍兹的战争，同时又是汪精卫、蒋介石、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控制的南京特委会三方争夺国民党中央控制权斗争的反映。汪精卫策动广州张黄事变意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争夺国民党中央大权，恢复其国民党“领袖”地位，其结果是他成为国民党各派的众矢之的，陷于空前孤立而遭到彻底失败，被迫出洋。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意在从李济深手中夺取广东地盘，做广东的土皇帝，但结果只是县花一现、损兵失地，最后张发奎、黄琪翔逃往国外。而第四军退到赣南，只能依附蒋介石，接受改编，成为蒋介石直接指挥下的“编遣第四师”。李济深在广州张黄事变中虽然最后反败为胜，但却元气大损，已无力与蒋相争，最后还是败于蒋介石的手下。蒋介石先是张黄事变的鼓动者，继而又利用张黄事件之后的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而坐收渔利。首先扫除复职的第一障碍南京特委会，接着又段驱汪（精卫）排胡（汉民），顺利地取得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在用军事手段解决张黄事变后改编第四军，削弱李济深的军事力量，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蒋介石才是广州张黄事变的最大获利者。
（一）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作霖及早离京。
（二）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逼张的活动，既催张作霖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作霖勒索“满蒙”的权益。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作霖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作霖，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作霖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答应。不仅如此他又向张作霖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
（三）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介石、阎锡山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张作霖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作霖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
（四）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后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后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手，六姨太太炸掉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五）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8万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而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的“生日”。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
（六）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张学良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现存盘案以及关东军密信认为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非常的不满。因为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关东军对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决定私自策划乘机谋杀张作霖，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
（七）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谋杀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策划，下命令的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后来因皇姑屯事件，村冈长太郎、河本大作被编入预备役。据《小矶回忆录》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在河本大作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杀死了张作霖》中承认杀死张作霖。张作霖死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并没有马上得逞，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谎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为了是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军政各界纷纷要求追查暗杀张作霖的责任，终于导致田中内阁垮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就是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根据东京审判记录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表明张作霖一边接受日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因此被日本陆军铲除。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作证：“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带领他的手下爆破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满蒙问题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为攫取在中国东北（即满洲）和内蒙古的利益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是日本在完成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化后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通过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以军人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企图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
（八）与此同时沙俄也制定南下政策，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发生冲突，产生朝鲜问题。1904年至1905年为解决韩国问题并进一步攫取利益，日本不宣而战地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军港的沙俄军队，爆发日俄战争。最终日本胜利，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包括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和辽东半岛租借权在内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大多侵略权益。1928年当时关于以满蒙问题为核心的对中国政策a时日本政界有以下四种看法：日本军部通过满蒙领有方针，不谋求和平解决满蒙问题。通过对日俄战争中获得对满洲的领有权，完全不承认中国对此地区的主权；关东军通过满洲分离方针，企图在满洲建立起日本控制下的新政权，但并不否认中华民国的主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铁路等租借权问题；首相田中义一主张承认中华民国政权建立起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的良好关系，从而维护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认为应与中国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但后来随着军部势力的膨胀，政党内阁权力日渐衰微，日本进入全面法西斯化的时期，关东军与军部的意见占了上风。条约订立分几个时期：在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时俄国附加一项条件，即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于是日本当即派小村寿太郎赶赴清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强迫清政府签署《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同意俄国所做的一切转让；日本无视其一再宣称的，在《朴约》中表示要遵守的门户开放 、机会均等的帝国主义原则，叫嚷南满仅为日本人所有， 企图一家独占，从而导致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为改善与他国关系，日本先后于1907年的六月和七月与法国和俄国签订《日法协定》和《日俄协定》，划分在华利益范围。从此日本与俄国建立起共同侵略中国的同盟关系，表现为1912年划分内蒙古势力范围，1916年双方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等；二次革命镇压后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满蒙五路秘密换文》，日本据此取得四洮、开海、长洮铁路借款权和洮热、吉海铁路借款优先权，切实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九）1918年日本政府以抵抗俄国革命为由强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4年8月日本违背条约规定，将南满日军的一个支队移驻既不属南满洲又非铁路附属地的郑家屯，并设置日本巡警署。1916年8月又制造郑家屯事件，迫使北洋政府被迫承认其驻兵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占领山东，陈兵胶济青岛。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并暗示若不同意将使用武力，袁世凯被迫派出代表陆征祥与曹汝霖与日本谈判。与此同时日本向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增兵，向北洋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北洋政府不得不签订《民四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例如旅大南满安奉期限、南满洲聘用顾问、开矿事项、商租解释、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课税事项、接洽警察法令课税和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等13件换文，日本由此取得旅大99 年租借权和南满、安奉二路99年经营权以及土地租借权、所有权等，二十一条中的要求基本达到。日本称中韩边界未定，派遣宪兵进攻中韩边图们江，侵占中国领土，制造间岛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提出占有抚顺和烟台煤矿、拒拆营口支线、安奉铁路展线与矿务事务等无理要求，终于酿成中日间的满洲六大悬案。此外日本还通过典当 、丈量土地甚至强行占领土地等办法非法侵占中国领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辛亥革命后日本开始策划满洲独立，1916年4月日本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随着中国革命势头的发展，关东军深感以奉系军阀作为傀儡是不可行的，于是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并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条湖事件，侵占中国东北大部分土地。同时借国共内战，中国无暇顾及东北之机，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诱骗末代皇帝溥仪到东北担任执政。1933年9月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据此日本取得无限期地在满洲驻军的权益。随后又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默许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接着又制造出冀东和内蒙两个伪政权，最终走上全面侵华之路。
（十）《日满议定书》是在1932年9月15日由日本国与伪满洲国签订的出卖中国东北地区主权的非法议定书，该伪议定的签订使日本自日俄战争以来攫取中国东北权益的企图得以实现，表明东北完全被纳入日本人的统治范围，日本所以能够支持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也是由于该议定的签订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日满议定书是伪满洲国与日本国之间的协议，1932年9月15日在新京（即长春，伪满洲国首都）签定。签字仪式于当日九时在伪执政府内举行，出席签字仪式的伪满代表有伪执政溥仪、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外交总长谢介石、伪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伪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伪国务总理秘书郑垂，日方代表为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州长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参事官川越茂、秘书林出和米泽菊菊二。主要内容：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伪满洲国的领土是由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的伪满洲国军共同防御。议定书除保留1932年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新的密约，包括委托日本管理路权、矿权、国防、治安等，实质上等于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伪“满洲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就在《日满议定书》签字的同一天日满之间还以换文的形式确认此前关东军司令与满所达成的各项谅解和协定，将其纳入《日满议定书》，这些谅解和协定就成为《日满议定书》的附件。早在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以换文形式，签订一个出卖中国满洲主权的密约。其主要内容为：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部委托日本负责，其所需经费则由满洲国负担；“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日本有权开发中国满洲地区的矿业资源；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俱无期限规定；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上所需要的矿产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要以此密约所列的各项宗旨和规定为立约之基础。
（十一）其他密约还有：1932年8月7日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的《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和基于该协约的附属协定；1932年8月7日伪满洲国务总理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的《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1932年9月9日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订的《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 。这些附件使关东军的侵略进一步具体化，借口帮助伪满洲国国防及维持治安所必须，大肆攫取侵略权益。从整个附件看伪满的政治、军事、海陆空交通、通讯及矿业全部被关东军所垄断，伪满已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被保护国。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北平军分会参议、中日停战谈判首席代表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又称《塘沽协定》。这一协定停止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同年三月进攻长城沿线时的自动抵抗，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大片地区，并将这一地区划为“非武装区”。1932年10月1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抛出纵容日本侵略的“李顿报告书”，国民党政府竟表示大体同意。12月6日国联讨论报告书，出于利益关系时许多国家采取对日采取绥靖政策。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出美国不承认满洲国的通告，表达出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此后国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并于2月14日通过19国委员会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确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的报告书，日本陷入外交困境。2月17日日本公开反对国联的报告书，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4月日军进攻华北，5月占领通州。国民党政府对侵入华北的日军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由何应钦出面派熊斌与冈村宁次谈判并签订该协定，共5条。主要内容有：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该线，不得有挑战和骚乱行为；日本军队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给予保护和方便；日本如确认中国军队遵守上述规定，不再越线追击，日本自动归还长城一线；长城线以南地域治安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该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该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在华攫取的利益，助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一）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一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北洋政府第十四位国家元首，北洋军阀奉系首领，陆海军大元帅。1875年3月19日张作霖生于奉天海城县西90华里的北小洼村，1887年跟随私塾先生杨景镇学习三个月。1888年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张作霖与二哥前去报仇，枪走火而误伤人命。二哥被捕，他逃走，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附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1889年为了生计，张作霖先后卖过烧饼、学过木匠、当过货郎，还当过兽医。1890年流落到营口县大高坎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投清军宋庆所部当兵，后升任骑兵哨长。1895年清军移防，张作霖离队回乡当兽医。同年与赵家庙村地主赵占元次女赵春桂结婚，1896年经冯麟阁（后改名冯德麟）介绍后张作霖在广宁县（北镇）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1900年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盛京将军增祺逃走，地方政权陷于瘫痪。张作霖于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后占据北镇县中安堡。张作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此后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1901年土匪金寿山在腊月三十夜班勾结俄兵，偷袭中安堡，张作霖先逃到姜家屯，后逃往八角台与张景惠合股，被推为团练长，在逃亡途中妻子赵春桂在马车上生下张学良。1902年张作霖于新民府受招抚，先任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秉持着“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的原则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1906年因其带兵名声甚佳，被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任命为五营统带（团长）。1907年清政府在东三省改建省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因计擒匪首杜立三有功，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1908年奉徐世昌命驻防郑家屯、洮南，将被俄国收买的蒙匪陶克陶胡驱逐出境，陶克陶胡逃入沙皇俄国境内才终于将追兵摆脱。1911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脱离清朝并称“博克达汗”，建立大蒙古国，陶克陶胡闻讯从沙俄辗转来到库伦。1922年陶克陶胡病逝于库伦，终年58岁。
（二）徐世昌将其兵力扩充为7个营，达到3500人。1909年奉锡良总督之命追缴蒙匪牙什、白音大赉等，白音大赉在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套山的战斗中受伤被捕，伤重而死，牙什下落不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作霖带兵入奉天省城镇压革命党人。随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命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统率15个营的兵力。1912年因挤走革命党人蓝天蔚，诱杀革命党人张榕，深得清廷赏识。清廷授其为关外练兵大臣，以总兵记名，后任为第24镇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掌握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改巡防营为陆军，任命其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将军衔，授勋5位。1913年袁世凯在北京召见张作霖，向他暗示升官有望。1914年张锡銮任奉天将军，授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张作霖觊觎其位。1915年张作霖两次秘密派人入京，试图运作继任奉天将军，结果张锡銮被调走后袁世凯任命他的心腹段芝贵为奉天巡按使、镇武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张作霖的希望落空。同年被袁世凯召入京，张作霖表示支持袁世凯速正大位，袁世凯称帝后张作霖受封二等子爵。1916年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并大造“奉人治奉”的舆论，随后袁世凯任命其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同年袁世凯帝制失败病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日本人阴谋暗杀张作霖未遂。1917年因奉天巡防营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张作霖夺其第二十八师兵权，统一奉天省军政。同年兼并黑龙江省，并保举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兼省长。1918年于秦皇岛夺取直系购买的日本军械来扩充奉军，随后入关支持皖系“武力统一”，7月张作霖被总统徐世昌任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作霖对学生爱国运动力主镇压。7月张作霖为控制东北三省，开始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行动，造成奉、吉两省军队的尖锐对峙。7月19日驻守长春满铁附属地的日军制造宽城子事件，孟恩远被迫下野。张作霖任命亲信部下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调任吉林省督军，他由此正式成为“东北王”。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张作霖借祝寿的名义在奉天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
（三）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其兼任蒙疆经略使，辖有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12月张作霖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1922年1月吴佩孚揭露梁士诒内阁卖国媚外，梁士诒内阁倒台。4月底张作霖和控制关内六省的吴佩孚之间展开第一次直奉战争，5月5日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张作霖宣布东北三省独立，5月19日张作霖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1924年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9月3日组建“镇威军”，兵力为六个军，进关与直系展开第二次直奉战争。11月3日吴佩孚战败南逃，随后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925年5月奉军进入上海，势达鼎盛时期。10月15日浙江督军孙传芳通电讨奉，浙奉战争爆发，11月初张作霖的奉军全面退出苏、皖及上海。11月23日指挥奉军第三方面军的郭松龄于滦州举兵，通电讨奉。次日冯玉祥通电伐张作霖，奉军第一方面军团司令李景林随之宣布中立。12月5日郭军大破奉军左翼汲金纯师，取得连山大捷，随即兵分两路，直取锦州。翌日奉军失利战报抵奉，张作霖急派王永江往谒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请求日本出兵，日本随后陆续增兵奉天，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吉林督军张作相在获知日本已大肆出兵后也决意亲自率军援助张作霖。12月21日吴俊升部、张作相部、张学良部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与日军一起围剿郭军，12月24日在日奉联军的围剿下郭松龄兵败被杀，曝尸奉天城。张作霖摆脱危机后便开始和日军合力围堵在天津之战中取胜的冯军，最终迫使冯玉祥败归西北，通电下野。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会见吴佩孚商定讨赤计划，11月因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孙传芳战败后北上归附奉系。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开军事会议组建“安国军”，并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决定打南方和西北的国民革命军，1927年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党人。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国奉战争亦称“冯张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军之间的战争，分为1925年底郭松龄与国民军联合倒奉和1926年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两个阶段。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利用奉系军阀内部矛盾与奉军郭松龄签订《郭冯密约》，联合倒奉。后因日军出兵援奉，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杀，冯联郭倒奉失败。
（四）1926年初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联合向冯玉祥国民军进攻，山西军阀阎锡山也配合进攻。4月至8月国民军因寡不敌众，退往西北地区。直、奉军阀在战争中扩大地盘，再次控制北京政权。此后不久日本人为了在东北续建铁路，以实现他们扩张蚕食满蒙之计划，威胁恐吓张作霖，使其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但在签约过程中张作霖耍了一计谋，他在签约上只写了个“阅”字，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是为后来撕毁条约留下后路。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奉系进攻，奉军全线崩溃。5月9日张作霖发表与奉召回京的前方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共同商定的“息争”通电，公开表示愿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随后他又主动将津浦、京汉沿线安国军撤至沧州、保定一线，以示主和的诚意。为摸清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底线，5月24日张作霖还派出直隶省长孙世伟前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直接洽谈。5月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至6月1日张作霖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6月2日张作霖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声称在救国志愿未偿之时决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因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列车经过地点的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22年8月上旬奉天省颁布《奉天省甄用文官章程》，制定发掘人才、罢免无能官吏的改革方针，并针对文官录用制定高等文官和普通文官两种考试。最终高等文官采用43名，普通文官采用28名，这些官员担任东北各县县长或到东三省各政府部门就职。张作霖通过文官体系改革摆脱以往依靠东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模式，同时奉系军阀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
（五）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就对东北的教育比较重视，1922年12月31日奉天省公布新的学制大纲，采用全国统一的学制（小学、中学均为六年制），1923年1月开始施行。同时还积极创办一大批省、市高中和职业学校，这些针对东北地区的初中等教育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东北社会的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果则是张作霖于1922年10月创办东北大学，客观地说这所大学为社会培养不少人才。创办东北大学的同时还加强教育和实业的结合，积极向欧美派遣理工科学生并引进西方技术。在这一阶段里张作霖创办东北第一批重要的重工业企业，用以吸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迫击炮厂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之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出自马贼，其其素质低下，战斗力很弱。战争失利后张作霖即电令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招募军队，1922年7月24日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奉军，奉军迅速地实现近代化。另外张作霖还拨款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肖其煊和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北京）的郭松龄分别担任教育长和教官，负责军事教育和训练。张作霖为迅速提高奉军军事素质还大量采用关内出身的陆军学生，1922年10月起张作霖加快招兵买马速度，并执行彻底改革三省军队之计划，到1922年底张作霖以旅为单位统一整编东北三省军队。利用这次整编的机会，奉天派的军官基本上掌控东北的大部分军权。在充实军备方面张作霖不遗余力，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投入2000万元巨资扩充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大量采购机器，还聘请许多外国人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已经完全实现迫击炮生产的自给自足。除了对陆军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之外张作霖还派遣将官赴法国学习飞行和作战技术，同时聘请法国技师，每日积极操练，这样奉系军阀拥有近代中国最强实力的空军。1922年张作霖宣布自治后截留原本应上交国库的盐税和京榆铁路的收入，转而交由奉天省。以1923年的奉天省财政收入为例，盐税约为900万元，京榆铁路收入300万元，大约占奉天省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两项收入极大地充实奉天省的财政实力。
（六）张作霖在加强对东北农工商业征税的同时也积极振兴东北的实业，鼓励国货的制造种类和生产规模并振兴出口，这也为奉系军阀带来不少收入。面对当时东三省金融混乱的情况，1924年7月张作霖决定由东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东三省官银号合并实力稍逊的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成为东北地区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发行银行，东北的大豆结算均由东三省官银号统一进行，它也成为张作霖稳定东北金融市场的最重要机构。张作霖自发家起便与日本政府保持着较复杂的联系，为求其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张作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交往合作频繁，他一方面借重日本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使得日本政府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攫取大量的利益。张作霖多次向日本政府借款，许诺日本诸多利益，如联合办矿。张作霖在内蒙古及洮南府购买约八十万亩肥沃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蔬菜，以供给日本短缺的物资。张作霖出身草莽，对于军事、军队颇为重视，既希望日本帮助其扩充军备、武器和地盘扩大地盘，又意图独立控制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愿奉系成为日本的爪牙。张作霖对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渴望，与日本政府妄图能够巩固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希望张作霖能够听其摆布的目的相抵触。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张作霖的奉系入关与日本支持的皖系作战，并力图从中调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看到张作霖的势力超出其控制范围，因此对于其诸多军事要求，并未认可和帮助。也没有帮助张作霖对抗吴佩孚的英美直系，这让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嫌隙更深。到北伐对奉系发起进攻时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逐步达到顶峰，所以有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与苏俄的关系多以警备、防范为主，在俄国旧党军频繁骚扰中国东北边境时张作霖派兵以防俄军侵入，并曾派军与中央合力围击俄国旧党军。同时张作霖在衡量对日和对俄的局势变化之时针对自身利益考量也会采取不同的对俄思维，如张作霖曾招募苏俄白党残余，专门从事经营蒙古以及充当其势力范围内的兵工厂教练员。在日本政府帮助吴佩孚时张作霖则向苏联红军购买军械，不阻止抗日运动，并与苏联多次进行谈判、达成多项协定。
（一）东北易帜是指皇姑屯事件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政治转向事件，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统治者。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东北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4月蒋介石为缓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为了推翻号称中央政府的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统治，决定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编组成一、二、三、四个集团军举行“二次北伐”。4月7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命第一、二、三集团军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全面出击。此后的战局发展对蒋介石极为有利，第一集团军仅仅20多天就先后攻占鲁南郯城、鱼台、枣庄、临城、滕县、邹县、兖州、金乡、曲阜、泰安等地，并于5月1日占领山东省城济南。参加鲁西南作战的第二集团军也连战告捷，先后夺取郓城、巨野、嘉祥、汶上、济宁等县市。而第三集团军则顺利冲出娘子关，占领井陉、赞皇、洪子店、温汤等城镇，前锋直指石家庄。各路安国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张作霖目睹战事的失利，进有所不能，退则士气尽丧，战和难定。恰在这时日本为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威胁它的所谓“特殊利益”，于5月3日在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从而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浪潮。
（二）张作霖意识到他终于有了缓兵的良机，于是5月9日张作霖发表与奉召回京的前方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共同商定的“息争”通电，公开表示愿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随后他又主动将津浦、京汉沿线安国军撤至沧州、保定一线，以示主和的诚意。为摸清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底线，5月24日张作霖还派出直隶省长孙世伟前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直接洽谈。为应付张作霖的“息争”通电，蒋介石采用政治、军事双重手段：他一面指示负责联络东北的吴忠信，对奉张方针时应请其退出关外，以表爱国诚意；一面坚持继续北伐，命令各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5月19日蒋介石亲至郑州与冯玉祥商定分兵三路进军京津，5月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至6月1日自东而西先后占领东光、南皮、安国、博野、饶阳、蠡县、高阳、保定、易县、高碑店、张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张作霖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其最后易手只是时间问题。张作霖的压力不只是来自蒋介石的军事打击，还有日本的趁机胁迫。“济南惨案”以后日本眼见张作霖半壁江山愈缩愈小，战火即将波及京津并影响东北，对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便加紧实施逼张作霖及早放弃京津，退回关外实行保境安民的策略。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田中义一首相“训令”警告张作霖：“战乱进展将及东三省时日本政府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或不得不采取适当且有效之措置。”而日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华北驻屯军参谋浦江澄则在同一天奔赴京汉前线，请张学良、杨宇霆出面劝告张作霖出关。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他。5月30日张作霖在军事失利和日本的压力下在北京召集军事紧急会议，经与会者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命令各路安国军全面撤退。6月2日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声称在救国志愿未偿之时决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
（三）6月8日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四天之后阎锡山所辖傅作义部和平接收天津，布告安民。北京安国军政府至此宣告结束，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最后落下帷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京津易帜”。东北易帜的起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回奉天，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的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这就是历史上的“皇姑屯事件”；二是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和民意，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一路攻势凌厉、进展迅速，很快就消灭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主力。虽然之后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但是毕竟和之前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有很大的不同，使一般民众看到一举改变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割据、军令政令不一、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局面的希望，全国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北民众也不例外，虽然说在张作霖的领导下东北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两次直奉战争，使东北物价飞涨、满目疮痍。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强烈渴望和平，要求统一；三是张学良的因素，东北易帜虽然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这也是和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因为虽然不排除张学良在谈判初期有希望通过东北易帜交涉延来缓国民政府进攻，避免两线作战、稳定东北局势的打算，但是东北易帜最终的完成是和张学良舍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当时的东北最高统帅，张学良也完全可以采取自保的拖延战略来对付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略。
（四）因为时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正因为裁军矛盾日益激烈，东北三省又一直比较独立，虽然蒋介石等意欲统一东北，但是慑于日本的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易帜延期的几次交涉来看纵然蒋介石极为希望东北马上易帜，并极力游说张学良，但是当张学良告之需要延缓易帜时蒋介石也是鞭长莫及，除了继续游说之外也无其他更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张学良是完全可以暂时采取只顾东北地方利益的自保做法，东北军内部如杨宇霆等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张学良希望中国统一，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东北易帜，这充分体现他作为爱国军人在东北易帜中的重要作用；四是东北军的问题，张学良此时领导的东北集团已失去昔日的强悍。在战场上被南军所败，士气低落。首领被炸，整个东北都笼罩在悲愤无奈的情绪之中。集团内部暗潮涌动，杨宇霆等高层人物各怀心腹事。东北虽为富庶之区，但连年的战争已将库存掏空。地盘本为支撑军阀生存的命根子，张作霖战败出关，原本为东北集团提供资源保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北岸诸省均为南军所占导致财政断流，军饷都难以为继，这样一个集团实难维系与发展壮大；五是蒋介石的因素，东北易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在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首的强硬派（特别是冯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们认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已失领导中心而士气涣散，力主乘胜出击，出兵关外，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蒋介石一方面也希望尽快统一中国，乘战胜之威一鼓而下。但之前爆发的济南事件还历历在目，武力解决东北很可能会引起日本出兵干涉，引发和日本人的冲突，因此蒋介石更倾向于政治解决；六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东北易帜，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逐渐稳固，英、美等列强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和它建立关系。
（五）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裁撤领事裁判权等运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希望能改善对华关系，扩大在华利益。但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上台以后推行一系列比较强硬、激进的侵华政策，如济南惨案、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这不但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特别是济南惨案引起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使日本激进派不得不稍作收敛。同时日本政府这些过于激烈的举动（特别是在东北的急速扩张）也引起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担优，害怕日本会独霸中国而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英美等国对日本势力的扩张进行干涉和牵制。如1928年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泰瑞特地访问东北，与东北军将领杨宇霆等交谈，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方面支持东北易帜。英国方面也表示对东北易帜的支持，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田中内阁受到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攻击，包括枢密院、贵族院等日本保守势力都认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是极其错误的作法。在野党则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田中内阁，要求追究该事件的具体责任，这都对田中内阁形成极大压力。田中政府自顾不暇，从而使它对东北易帜的实现不能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和举动。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同一天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会谈。孔繁蔚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此时张学良接到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后于6月17日化装潜回奉天，6月1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职。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绝不妨碍统一，已令前方军队撤退，并派代表转致敬意，7月3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六）7月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4人前往北京，7月10日到达，随即对新闻界说：“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同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同礼时表示易帜与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至7月中旬双方就易帜问题达成协议，并议定于7月24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就东北易帜问题进行接触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当局大为恐慌，极力加以阻挠。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拜访张学良并警告说：“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对此张学良表示下属及三省均倾向采用三民主义，难以拒绝。林久治郎随即将此情况电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称：“从当今的大趋势看尽管我方不欢迎青天白日旗，但只要不以实力加以阻止就不可能停止”。7月18日田中给林久治郎发来训令，要求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于是林久治郎于7月19日再次会见张学良，表明日本政府反对易帜的态度，并再度警告说：“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张学良则表示：“东北保安会的要员们一致主张当前应该向国民党妥协，服从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避免战祸。现在我若不接受这些要员们的主张，自己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最后只好下台。”
（七）7月20日张学良前往满铁奉天公所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村冈也竭力劝阻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并指责说：“尔父作霖十数年间与日本提携，奠定东三省今日繁荣之局面。然足下在父亲丧葬未毕之日即欲屈服于敌，毁坏三省，作为三省保安总司令，何面目之有？”对于日本的无理干涉时张学良虽十分愤慨，却又不能置之不理，特别是此时张作霖的丧礼尚未举行，张学良害怕日本人又会搞出什么事来。同时东北军的一些元老也认为在大元帅的葬礼未办之前就去同过去的敌人达成妥协未免操之过急，所以也对易帜表示反对，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决定将正式易帜时间延缓到张作霖葬礼之后。7月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易帜不必急于一时，并详细解释暂缓易帜的缘由。为了达到阻止东北易帜的目的，田中义一又派曾在一战期间担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特命大使，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到东北阻挠易帜。林权助出发前田中向其详细交代此行的任务和策略，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田中与林权助的谈话要点多达19条，其主要内容是：满洲是日本的外廓，此地的治乱兴衰对日本来说关系重大；必须始终防止共产主义分子进来；多年来日本一直协助中国实现统一，同时自然地也想按照日本新想法引导满洲，所以绝不能为了促进统一而牺牲日本的意志；对于张学良必须做各种考虑，需要软硬兼施得当，使他的心不倾向于南方；“如果不彻底防止南方势力的入侵，日本的意志就实现不了，如果同南方政府交涉的话事情就会国际化；日本为了维持满洲的治安决不惜牺牲。林权助于7月28日从东京启程，至8月4日到达奉天。之前林久治郎又于8月1日和3日连续两次往访张学良，对易帜进行百般阻挠。8月5日林权助参加张作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第2天林权助便在林久治郎陪同下拜访张学良，向其申述田中首相委托的使命，并劝慰他安心继承父亲的遗业。
（八）8月9日张学良前往日本总领事馆进行礼节性回访，林权助正式提出东北易帜问题。林权助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势力己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有理有节地答道：“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由此开始双方围绕易帜问题展开激烈的舌战，最后气急败坏的林久治郎居然以命令的口吻对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挂旗。”张学良闻听也勃然色变并怒斥道：“这是什么意思？”眼看会谈陷入僵局，林权助急忙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时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张学良语气也稍微缓和下来，表示：“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九）在田中不断派人对张学良进行劝告的同时日本军方也活跃起来，8月7日日军参谋部制定《参谋部关于应付满蒙形势急剧变化的措施方案》，声称：“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应断然采取以武力自卫的措施，驱逐学良、杨宇霆等新派人物，帮助成立符合我政策的亲日性政权。”与此同时驻扎在奉天附近的1.7万日军也连续举行军事演习，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时张学良深感日本欺人太甚，但同时也不能不担心日本会进行武装干涉，为此张学良审时度势，决定再度推迟易帜日期。8月9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日本施加压力的情况，并提出应对之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8月10日张学良派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刘哲拜见林久治郎，转达延迟易帜的决定。8月13日张学良前往日本总领事馆与林权助话别，申明南北妥协将暂缓三个月的意向。田中义一得知张学良的表态后致电林久治郎，令转告张学良，对张学良决定“暂时停止与南方妥协”实感满意，至此双方就易帜问题的交锋暂告一个段落。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云：“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1928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无力。
（十）10月10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说：“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此后蒋张之间函电频传、信使不断，双方共同积极为易帜做准备。11月中旬张学良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其要旨为：东北内部日见坚固，唯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会；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誓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绝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与此同时形势的发展对田中政府越来越不利，美、英、法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中国国内反对日本分割中国的舆论日益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使日本外贸损失不断加大。在日本国内以驻华公使芳泽为首的一部分人担心田中内阁过分干涉东北易帜会招致欧美列强的不满，因而反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而在野的民政党也指责田中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是拙劣的外交，并乘机加紧倒阁运动。至1928年底田中内阁已经是内外交困，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
（十一）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旗式的尺寸。12月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东三省及热河省的省政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词完毕时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十二）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易帜，随即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同日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南京国民政府也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日本田中内阁对张学良易帜事前未与日本协商感到遗憾，对其易帜时帝国政府颇感意外。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同时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至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事件影响：首先东北易帜成功地宣告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彻底结束；其次东北易帜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肢解东北、图谋独占的阴谋诡计，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的完整。易帜后的东北结束奉系时代割据一方的局面，在军事、外交诸方面直接听命于中央。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对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标志着蒋介石所谓的“全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增强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延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这个意义上说东北易帜也是对外抗击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之举。最后东北易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东北易帜带来的东北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张学良得以改变张作霖时代的战争政策，把内外政策转到东北新建设上来。东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东北的民族工业也得到振兴，东北易帜无疑是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催化剂。
本文发布于:2023-08-09 19:48:1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本文链接：http://www.ranqi119.com/ge/78/709401.html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