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四月洛阳周末旅 | 一、最早的中国——二里头

2023年8月9日发(作者：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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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早的中国——二里头

出偃师站，广场中央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著名的青铜器——乳纹钉铜爵，夏朝的象征之一。位于偃师的夏都二里头遗址也是我此次洛阳之行的第一站。

洛阳的名吃是牛肉汤、丸子汤、不翻汤、豆腐汤等等一系列汤类。早饭喝了非常鲜美、料也很足的牛肉汤，配了两份主食分别是饼丝与油旋，和牛肉汤的口味都非常搭，尤其刚刚煎出来的油旋表面还有非常诱人的焦脆口感。

偃师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追溯至3700年前的夏与商，于是偃师的路名也相当霸气。

去二里头的路上，桥栏杆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夏”字。

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后面的花墙上七个字“最早中国欢迎您”。今天上午的参观游览，就是亲身来到二里头，感受为什么这里能够叫做“最早的中国”。

先讲一些背景。中国自称“华夏”，这里的“夏”指的就是夏朝。历史书上，中国的历史是从“夏商周”开始，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是否真正存在？如果夏朝存在，夏朝始于何年终于何年？夏朝的国都是哪里？这些问题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焦点，也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目标。

考古学中，确认一段历史的存在有三个话语系统：一是“文献本位”，以历史文献，尤其是后人在史书中对那段历史的记录作为存在的依据；二是“考古本位”，以出土文物直接记载或间接传达的信息作为依据；三是将前两者整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用出土文物验证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二重证据法”在逻辑上绝对严谨，也是世界考古学确定“信史”的最高标准。

举例说明：司马迁著《史记·殷本纪》在文献中对商朝进行了记载；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对安阳殷墟的大规模挖掘中出土了大量甲骨和青铜器；对甲骨卜辞进行解读后，卜辞对商朝各方面的记载与《殷本纪》几乎一致，就此形成“二重证据”，商朝的存在、安阳作为曾经的商都以及商朝的年表成为“信史”。

殷墟宫殿遗址，YH127甲骨窖穴，2023年5月28日拍摄

再回到夏朝的问题，文献本位角度有《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等；考古本位角度，偃师二里头、临汾陶寺、武汉盘龙城等地都有指向夏朝的出土文物；但至少到今天，任何一处的出土文物都无法验证文献的正确性，夏朝无法严谨的成为“信史”。不过学界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既然《史记·殷本纪》能够被证实，那么《夏本纪》大概率也能被证实，只是我们至今尚未找到那个能够“自证”的点，毕竟甲骨文与殷墟的考古发现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的。

“夏”的存在没有严格的“两重证据”，但从“文献本位”“考古学本位”找到的旁证仍然有说服力。年表上看，我国最早的明确纪年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公元前841年，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录的共和元年；后续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对周早期文献、卜辞的解读，进一步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这也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再上溯商朝的史料，无论文献还是出土的甲骨文，都只能确认历代商王的世系而没有明确的在位时间，所以商朝的开始时间只能是“约”公元前1600年；至于再上溯至夏朝，《竹书纪年》中有记载夏朝持续了470年，且现在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推翻这一说法的证据，于是就在约公元前1600年的基础上加了470年，把夏朝的年代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至约公元前1600年”。

对国内各类“夏”相关的考古发现使用“C14测定法”确定年代，再进行分析——

郑州的禹都阳城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是鲧、禹治水时代曾经的一个据点，但这个据点仅能表明“群体的特征”，并没有阶级、礼器等“国家的特征”，仍属于原始部落的范畴。很可能不是《夏本纪》中记载的“阳城”，真正的阳城还要继续寻找。

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的遗址，年代与夏相符，但无论统治还是文化都没有形成强势辐射，与《夏本纪》中“位于黄河流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不一致。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是中原正中，与文献基本相符；出土器具及墓葬中大量代表“阶级”的存在都证明了这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的标准。但C14测定的纪念范围是“公元前1750年-1500年”与夏的时间范围不完全一致，这也是本世纪中叶学界对“二里头夏都说”持怀疑态度的主要原因。

但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东侧约6公里发现了偃师商城遗址（位于现偃师城区西南，洛河北岸），且基本确定这就是商朝甲骨卜辞中记载的商朝最早国都“西亳”。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的年代明确早于西亳，且存在先后的连续关系，于是“二里头夏都说”正式成为学术主流直至今日——

二里头横跨夏、商两个王朝。一、二期“极大可能”是夏晚期的都城；商灭夏后，二里头并未完全废弃，夏朝遗族仍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三、四期是作为商朝都城之外的城市存在，主要有制陶、铸铜为首的手工作坊存续。

总之，夏朝的存在暂时还没有像殷商一样实现“两重证据”的证明，夏朝还没有达到“信史”的程度。所以“夏朝的存在、夏朝的国家性质、二里头夏都说”等等问题，以上仅仅是主流观点，并未在学界得到100%的认可，也只能说二里头“极大可能”是夏晚期的都城。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很疑惑的点：商朝人是不分大事小事都要占卜的，甚至天气都能一天占卜三次，“商灭夏”如此的大事为什么在已经出土的上万片甲骨中，找不到卜辞的记录？或许当时不叫“夏”，但也没有灭“桀”或者发生大规模战斗的记录。这些疑问只能留待之后验证，或许某一天一个偶然的考古发现就能将夏朝变为“信史”，毕竟“证明殷商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也是相当偶然的机会。

总之，先以学界主流的观点作为前提，开始二里头的参观。

二里头遗址分为两部分——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公园。博物馆开门比较晚，先参观考古公园。公园本身的景色也是相当不错的。

考古公园中的“遗址”毕竟已经是四千多年前的历史，而且很多已经被重新保护并未展示出来，所以单纯看遗址其实真的很难看得出什么。。。还是推荐先去看博物馆的部分，博物馆有很多对遗址进行还原的场景，再来看遗址可以更好的理解。当然我之前有细读过《最早的中国》和《翦商》，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概念，理解起来会容易很多。

二里头遗址最具标志性的是“井字形路网”，组成井字形的四条道路绝对垂直，这是与陶寺、良渚遗址的最大不同，也是我国“择中立宫”思想的开端。

左：二里头遗址平面图，摘自《翦商》

右：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中，对二里头“井字形”路网的说明

井字形路网的中央是“宫城”，是权力的中心，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400米。手工业者及农民、自由民都居住在所谓的“城外”。

眼前这条路是当时的“宫城东路”（视角从南向北），看到的路面是为保护遗址重新填土修筑的“保护性路面”，原开挖面位于下方约2米。根据考古研究，二里头宫城一周的四条路都是极度密实的人工夯土，宽10余米，绝对是在严密的组织之下才能完成的大型工程。

“宫城北路”（视角从东向西），与宫城东路共同组成“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

出土的车辙，证明当时生产力已经达到“两轮车”的程度。

继续向北，在二里头遗址的最北侧，是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二里头工作队。从1959年徐旭升发现二里头遗址开始，对二里头的挖掘与研究就成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直至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长期延续下去。

回到“最早的十字路口”，这里是宫城的东北角。在这里出土的大型建筑基址被命名为“二号宫殿”。二里头城墙、地基的夯土都使用轻体模壳进行了覆盖式保护，一定程度还原历史外貌的同时对遗址进行遮蔽，避免了风吹雨淋，有需要时移开模壳即可后续挖掘。也就是说，露在外面的并不是考古开挖面，实际开挖面在此之下几十厘米至两米多不等。

对二里头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考古挖掘基础上的想象，看一下《最早的中国》中，基于墙基、柱脚等平面布置对二号宫殿的复原图。这是一座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院落，推定为祭祀类建筑，有明显的中轴线。

换一个节点，可以看到（想象到）“宫城东墙”的剖面：照片左侧突出部分的下方是1米余高的夯土城墙，城墙有开口；中央是二号宫殿内部的环廊；再向内则是二号宫殿的院落。

宫城的西南角则是“一号宫殿”遗址。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内对一号宫殿的场景复原图。一号宫殿是占地约10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规制相当完整，坐北朝南，也有明显的中轴线，推定是当年王权的宫殿。

宫城之外，西南角正在进行挖掘的基址，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外的南侧。商朝灭夏后并未毁坏二里头的都城，一段时间内手工业也仍然存续，但生产的陶器、青铜器器型明显受到了商朝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和前朝不同的风格。

从考古公园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正面是“绿松石龙形器”的意象，二里头的标志之一，这件文物后续会详述。

如同历史长廊的序厅，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

博物馆的第一展厅——第一王朝，讲述夏朝的起源。

展厅的开头就是《史记·夏本纪》的全文，很明显的“文献本位”思路。

“禹贡九州”的传说，大禹治水的范围可能达到了“九州”，但把“九州”作为夏朝的疆域太过勉强。以夏朝的生产力水平，用国家的形式实际统治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如此大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即使只实际统治“豫州”即河南的部分都已经很不容易，其余各处最多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至于“九鼎”，应当是极度重视“礼”的周朝，为了宣扬周王的权威按照传说铸造了“九鼎”，当然现在也不可考了。

《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夏朝的十四世十七王。假设年表中的这些史实都确实存在，从禹起算，传到第三代太康就有“太康失国”，而后很快又是“少康中兴”，说明各个政权对领土实际的掌控力度，包括可调动的资源以及军事力量都极其有限，与现在“国家”的概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事实上即使到二里头的夏后期，甚至商定都安阳之前，政权都还有很浓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成分。

第二展厅——赫赫夏都，从考古学本位阐述夏的历史。

华夏第一爵——乳纹钉铜爵，这是青铜礼器，“礼”是国之大事，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这座青铜器与商代风格不同，也没有从他处流传而来的指向，可以作为“夏”的代表。铸造这件青铜器需要的复杂工艺，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

七孔玉刀，长65厘米的大型玉器。边缘的“方”与钻孔的“圆”都极度规整，上面雕刻的暗纹更是非常有规律的直线组成的形状，相当精美。这显然是一件礼器，而且雕刻的图案跨越了写实、象形、抽象，直接到了标准几何体的程度，比起上一件乳纹钉铜爵更让我惊叹。

精美的“嵌绿松石兽纹铜牌”，从铜牌以及兽纹的形状来看，这件文物属于先商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这件文物出土于二里头早期墓葬，确定年代为夏朝。这座墓葬清理至骸骨时，集中出现了大量绿松石片，经判断属于同一器物；为确保文物的完整性，二里头考古研究所对墓葬相关部位整体启运，最终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科技中心还原。龙形器从右上至左下覆盖在遗体之上，应有一木质承托，后承托腐朽仅有绿松石片残存；整体还原后，确定这条绿松石龙由2000余件极其细小的绿松石片组成，形状生动、精巧；更将中国人对“龙”图腾崇拜的年代提前到了夏朝，故也有“中国第一龙”之称。

一座二里头高等级墓葬（二级墓葬）的还原。无论甲骨卜辞记载还是考古实际挖掘，商朝的贵族墓一定会有殉狗以及殉人；二里头的高等级墓葬却只有各类器具以及动物骨骸陪葬，殉人的情况极少，与商朝墓葬有明显差别，这也是“二里头不是商”的重要佐证。

对二里头的考古，是从1959年开始的。第一代考古队队长是徐旭东，第二代郑光，第三代许宏，现在的第四代是赵海涛。还是要重点说一下许宏，许宏做考古队队长的年代，刚好赶上国家大力推进“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借着这个机会，许宏让二里头走到了台前；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存在的论证、二里头文化等等这些原本极度局限的话题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当然，二里头是不是夏都，能不能称得上“最早的中国”，在学界有着很大争议，核心原因还是之前大篇幅提到过的，没有考古学与文献的“双重证据”，无法成为“信史”。许宏本人也说过，希望有一天能够挖掘出类似“甲骨文”这种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夏确实存在，不管是不是在二里头。

另，再推荐一下《最早的中国》，来参观之前可以先建立起一些对二里头的概念；如果觉得这本书深度不够，那就再读一下《翦商》最前面写夏朝的几章。

“二里头考古场景”的照片展示。刚刚也看到，现在的考古公园已经将大部分遗址进行了覆盖保护，从这些老照片中反而能看到更真实的考古挖掘场景。

继续参观。二里头（从现在的考古成果来看）不存在文字，陶器上的这些只能叫做“刻符”，总计数量只有几十个，不成系统，信息量远不足以解读。“没有文字”也是夏朝难以成为“信史”的关键因素。

二里头的各种出土陶器，大部分可按照一期至四期明确分布，其中一二期为夏朝，三四期为商朝。从非专业角度其实看不出什么差别，依靠陶器断代还是相当依靠专业的解读。

最后是结论：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开启了我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可以认为是“最早的中国”。

结束二里头夏都遗址的游览，离开偃师前往洛阳市区。

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