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中晚唐的困局(第四十六集)学习记录

2023年8月10日发(作者：潘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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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侧重于讲述唐玄宗伟大辉煌的一面，而《安史之乱》则描述的是唐玄宗晚年灰暗的一面，主要是讲了形成安史之乱的原因及过程。经过唐初以来五位皇帝的接续努力，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达到开元盛世鼎峰，可到了玄宗晚年的天宝末年，唐玄宗又亲手将盛世带入到乱世，伟大的唐朝也终究跳不出盛极而衰的历史轮回。表面看，开元盛世盛极而衰的直接原因是唐玄宗在功成名就并且年事渐高后，不再专心朝政，出现了倦政、怠政、贪图享受的心态，并进而引领整个唐朝陷入到骄奢淫逸，政气败坏的境地，从而让李林甫、杨国忠二个奸相把持朝政多年，结党营私，严重阻碍了贤才进入朝廷治理国家。再加上唐明皇宠爱杨玉环，整日无心朝政，安于享乐，又给了善于钻营的野心家安禄山以机会。安禄山出任三郡的节度使，手握十五万精兵，使唐朝形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军力布局，促成了安禄山、史思明长达七年的叛乱。在长安沦陷时，唐玄宗逃往四川，在马嵬坡发生士兵哗变，不得已赐死杨玉环，《长恨歌》传唱千古。之后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即位，着手收拾旧山河。唐玄宗于公元763年寿终正寝，享年78岁。

藩镇割据成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困局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唐朝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灭亡，中晚唐面对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公元76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变成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都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职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到内地，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藩镇之间也由于利益之争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局更加动荡。藩镇割据成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困局。

唐德宗推行两税法，积累财富

意图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却难获成功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中，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后，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dai)，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就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朝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两税法的特点就是赋税用金钱来征收，能用货币来加以运转，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发达、完善的。在二十年里，通过两税法，靠税茶、税酒、税商等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为唐德宗的平叛提供了物资支撑。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的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却想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同魏博镇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将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便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镇。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这引起军兵的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的军兵，推举原泾原节度使朱泚(ci)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之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年间的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至极。

当时，河北三镇的各节度使并不是真的想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其部下所杀。由此，四王二帝事件得以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李愬雪夜入蔡州》收复魏博镇

藩镇割据暂时难以扫平，唐宪宗开创元和中兴

德宗一朝是藩镇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也是打击藩镇割据用力最猛的时期，但总体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便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的局面存在。

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田季安的爷爷）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田兴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田兴的功劳，宪宗皇帝为其赐名弘飞。

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了整整半个世纪后终于归服中央政府。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体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但宪宗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三十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愬精诚团结，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时大风雪，旌旗裂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这是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命令军士轰赶鸡鸭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然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帮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削藩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巨大，最终已经快要达到老百姓能承受的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主要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已经没有彻底消压它们的力量了，特别是对于藩镇的牙兵集团，没有从根子上拔掉，但是摄于唐王朝当时的强大态势，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其经典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让诸藩镇为之震动，横海、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平灭了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那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唐宪宗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多地割据的藩镇，拿中央不当回事，现在都变得听命中央了，其户口、版图、赋税等都要由中央管理，官员也由过去的自己任命改为请中央任命，全面服从中央管理。

幽州军乱，河朔再叛

藩镇割据如同毒瘤难以清除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的“早春残雪”题目，不由让人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题目正是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和写照，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而且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动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建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及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牛李党争影响四十余年

即无太宗之德又缺魏征之能，更无人可以为镜

藩镇割据就像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那么唐朝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唐宪宗以后的唐朝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到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京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的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的谓之李党，因此两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时更是互相改讦，闹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两个党派不管是出身，还是从政见上来说，基本并没有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大地主垄断了土地，逃避赋税，并将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对于减少农民赋税及疾苦，使农民不至于继续逃亡的一些措施，统统不予采取。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的局面，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时，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无人可以为镜。

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后，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到南方。宣宗继位后，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50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胜利宣告结束。

宦官专权，掌管军队，废立皇帝，左右朝政

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卖炭翁》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之斗，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宦官专权在汉朝、明朝时期也很厉害，影响也很恶劣，但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在唐朝。汉朝和明朝的宦官专权时没有掌握军队，可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且是最强悍的中央禁军--神策军。而这一局面是唐德宗有意而为的结果，因为他的经历让他更信任宦官。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泾原之乱中，德亲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到来，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都不如，使得德亲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宦官得到依赖，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负责，称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当初，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常备军队，这对后来削平藩镇，稳定整个政局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神策军也得到了很多政策上的优惠，如服装、兵器等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之间有了矛盾后，原则上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的官员没事是不允许进入神策军军营之内的。神策军有很强独立性，现在被宦官掌握，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军事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及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而唐德宗将军权彻底交给宦官，就是为唐王朝自掘了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 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娶妻纳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赌。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用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

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使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街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街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宦官的权力本是皇帝给的，宦官专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这些权力表现为一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得比较多；二是在官员的任命上发挥作用；三是宦官本身还有派别；四是宦官和大臣之间有勾结，有的皇帝还是宦官拥立的。

唐文宗意图改变宦官专权局面

却因计划不周，反遭挟持

对此，文宗试图换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这种不正常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其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中书省是拟诣部门，尚书省是执行机构，门下省是监督审核机构）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去察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好了，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人到了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布置得不够严密。而当出现差错后，文宗本人还被宦官指着名字骂。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城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翰林学士周墀(chi)：你看我可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赧王意图恢复周王室权威，却反使王城变小，图遭羞辱。汉献帝是东汉末代宝帝，被诸侯扶持)，他们受制于权，而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将唐朝推入深渊

黄巢起义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成为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国以民办本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但后来的皇帝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时，这个国家必要走向灭亡。老百姓不起来反抗就没有生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地区连年的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的夏麦只有一半年成，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了。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省)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句人(今山东曹县北)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明六年（公元880年）十二月七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的目的却是惊人一致，就是予以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六月十五日，黄巢眼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

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六年(公元904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和大臣三十余人，并投尸黄河。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中华大地都生灵涂炭，但最惨的终归还是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王朝的灭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对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在于一个王朝到了末年时，由于土地的集中、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利益集团，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集团，他们相互勾结，互相影响，左右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措施。不以百姓心为心，不以民为本，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灭的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豆蔻年华是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