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党的好儿女——中国知识人骨子里的忠诚

此文本应在党的百年大庆之时，像全国大大小小的文人一样，虔诚地向党奉呈的。只因本人那段时间俗务缠身，不能静心编写，失去了与诸多高手同台献技的机会。俗话说，有心做端午，八月也不迟。现在将它拿出来，送出迟到的忠心。

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人，都热爱党、敬仰党、喜欢被党领导、渴望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不管他们犯过多少错误，也不管他们是右派还是左派，身体里流淌的都是爱党的血液，骨子里写满了数不清的忠诚。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明你对中国知识人的本质缺乏认识。我想用几个名气比较大的中国知识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行为以及他们的遭遇，来论证我的观点。

一、在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他们及时表达自己的态度，主动投入党的怀抱

1949年前后，一大批中国知识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都自觉地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用言论、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和取舍。作为知识人，他们阅历广、见识多，有不少人还留过洋，无疑比普通人更了解政治、制度，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以及接下来会遇到什么。这群被我们称之为大师和瑰宝的人物，当光明与黑暗、自由与羁绊横亘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选择是如此地坚决、果断。

章伯钧、罗隆基是55万错划右派中没有平反的五人中的两个。其实，他们都是与党站在同一战线的政治组织民盟的负责人和创始人。民盟这个组织，自创建以来，一直与国民党、蒋介石作对，在国民政府时期，这个组织中人尤其是章、罗二人，是全世界公认的左派。我说一件小事，读者便可以看出，这个组织及章、罗二人爱党的立场是如何坚定。1948年10月23日，当时闻名中外的左派杂志《观察》（储安平主编，此人亦是没有平反的五个人之一）发表了张申府的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放下武器，停止内战，共同建设国家。这一观点本身没有错，我党自抗战胜利之后一直在这么宣传。可是，当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拿张申府后来在检讨书上的话说：由于信息闭塞，不知道我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离解放全国不远了，只知道几个星期以前我党还在提倡和平，以为提倡和平是一种进步表现。张申府何许人也？我党三个创始人之一（另两个为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联通19元无限流量卡、周担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亦为张引荐。虽说他后来退了党，可一直在明里暗里帮助党。民盟他亦是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在我党节节胜利的时刻呼吁和平，自然受到了党的猛烈批判，老婆刘清扬宣布与他离婚，民盟中央在章、罗等人的张罗下于香港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张申府的盟籍。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章、罗等人是多么地听从党的指挥。

曾经，章、罗二人大肆宣传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46年吧，国民党修宪前夕，蒋介石想与二人化敌为友，找他们谈话，说新政府组成的时候，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其他部长随他们二人挑。章伯钧一口回绝。罗隆基却不忘戏弄老蒋一番：要做我就做国家汉办外交部长，我是学政治的，做外交部长正合适。据说把老蒋气了个半死。

章罗二人都是学问深厚、见识广博之人。章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罗隆基曾留学美、英，系伦敦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他们的选择肯定与盲目和被迫毫无关系，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们被划为右派之后，什么罪名都愿意承认，就是不愿意承认反党。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党的感情不是假的。至于被划为右派且不予平反，可能有误会，也可能有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内幕。章、罗二人虽然挨了一些批斗，死的时候也不那么愉快，这些都是前进的道路上的风雨，不算什么太大的事。他们生前热爱的党和新中国越来越强大，他们完全可以含笑九泉了。

不少人都知道，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令胡适、傅斯年等人制订了臭名昭著的“学人抢救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平津两地的著名学者特别是宋清辉中央研究院院士，于解放军的包围圈中劫持出来，将他们运往南方或台湾，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事实上，这个抢救计划最终失败了，“抢救”出来的学者仅有梅贻琦、陈寅恪等寥寥数人（陈寅恪最终还留在了广州）。据说，胡适最想“抢救”的人是史学大师陈垣。可陈垣坚决不从，陈垣是胡适的多年好友，在学界人人皆知，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垣一点面子也没给老朋友。不仅胡适的那些老朋友不肯跟他走向黑暗，就连他的小儿子也选择了光明，留在了北平。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接受我党的指示精神，不仅自朝鲜军力觉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还动员其他教授、学者留下来。有那么多知识人能够沐浴党的阳光，也有郑天挺一份功劳。在南京召开的庆祝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适泣不成声。1949年元旦夜晚，胡适与学生兼“功狗”傅斯年（傅斯年自诩胡适“功狗”），在胡适宿舍抱头痛哭。胡适和傅斯年所哭不仅有即将垮台的国民政府，还有与他们一刀两断的昔日好友、学生。

曾昭燏是曾国蕃的后裔，南京博物馆（前中央博物馆）馆长。这位赫赫有名的女考古专家，在我党派出的地下工作者曾宪楷的教育劝导下，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留了下来（她的家人有不少潜逃台湾）。1949年4月，她联合其他学者在上海发表公开信，严厉遣责国民政府将文物运往台湾的可耻行为，要求他们将运往台湾的文物运回大陆。她的自传中这样描写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的心情：“口臭怎么办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

自觉自愿进入我党沟壕的知识人数不胜数，章乃器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金融投资家，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仍然有相当出色的投资回报纪录。蒋介石特别想章乃器到他的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可章毫不含糊地拒绝了。然而，当我党要求章参加我党组织的政协会议，准备创建新中国时，章乃器却毫不含糊地北上了。解放后章在新政府内担任了一系列高级职务，并成为第一任粮食部长。虽然后来成为了右派，但最终还小鞋子豆瓣是我党给他平了反。

那些身处海外的中国知识人，看到我党掌握了中国命运之后，纷纷逃离资本主义的牢笼，扑向祖国大陆的怀抱，扑向我党的怀抱。如穆旦、周与良夫妇，陈家梦、赵萝蕤夫妇，巫宁坤、李怡楷夫妇。1951年，尚有一年便可获得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巫宁坤（著名翻译家），接到祖国的召唤之后，急急忙忙赶回来为党效力；1953年初，著名诗人穆旦接到了党组织向他伸出的橄榄枝，顾不上妻子便匆匆回国（周与良还有半年才可拿到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他在台湾的亲媒介素养人千方百计地劝他去台湾，可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半年后，夫人立即步夫君后尘回到了充满欢乐与美好的新中国。还有著名经济学家郑友揆，于1959年50多岁时，毅然放弃美国的高薪工作、抛妻弃子，回到祖国母亲怀抱……这样的人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他们一个个都满怀憧憬地回来了。

这些学富五车之人的人生选择、道路选择，是明智的，富有远见的。

二、被党和新社会接纳之后，他们一边检讨自己过去错误，一边迅速向党靠拢

解放军进入北平城之时，清华大学教务会主席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对人民子弟兵表示热烈欢迎。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对儒家学说和中国哲学史都有建树。胡适的“抢救”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据冯友兰后来说，撤离之前，梅贻琦等人曾经找过他，冯友兰不仅态度坚决，还反劝梅留下，弄得梅贻琦发脾气，说出他是一个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的话。新中国刚刚成立（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我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效忠信，痛骂自己两次加入国民党，还差点当了中央委员，是反革命典型和活教材。今后一定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毛泽东的回信只有寥寥几十字，最后一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让冯友兰惊慌了很久。其实毛主席不过是希望他说到做到，如果有言下之意，也是希望他成为我党的朋友。知识人总是喜欢联想，这也是郭德纲相声台词不少知识人后来自寻短见的关键原因。

胡适的昔日好友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早在1949年5月便在《人崔胜熙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揭露胡适的反动面目，宣布与他决裂。

费孝通是否在胡适的“古奇香水抢救”名法律硕士研究生单里我不手脑速算清楚，我只知道他是民盟成员，胡适等人应该知道民盟成员是很难“抢救”的。这样一位进步倾向明显的民盟成员，1951年年初便在《人民日报》撰文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决心今后以马列毛思想要求自己的言行和经济学研究。

郭沫若就更不用说了，他本身就是我党的同志，一直以来紧跟党的步伐。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他的几百万字的著作都是垃圾，应该付之一炬。

胡风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与“反党”、“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平反昭雪之后，人们的脑子里多少都还有一点胡风是局外人的感觉。然而，翻开新中国伊始的那段历史，你就知道，胡风绝对是自己人。这位我党与鲁迅联系的中间人，1949年11月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歌颂毛主席、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在了主席台的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的/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还有沈从文，50年代末期曾经向党递交了多份入党申请书。虽然最终党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但至少让党看到了他的红心。至于柳亚子、郭沫若、梁潄溟等文化名人经常向毛主席请教历史、文学，经常与毛主席诗词唱和，在当时是人人都十分感兴趣的美谈。

三、当党需要他们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勇敢地站出来

吴晗早就是我党的同志了，可他与妻子袁震（亦是我党同志）一直以民主人士示人，和章伯钧下台之后的民盟主席胡愈之一样。区别是，吴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公开了身份，胡愈之是去世前7年的1979年才公开身份（1922年入党）。吴晗出生贫困家庭，在他学业无法为继的时候，是胡适帮助了他，并在学术界给吴晗很多的吹捧。可以说，胡适是吴晗的再生父母，解放前，吴晗也一直在说，没有胡适就没有他的今天。然而，当党和新中国需要他向胡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发起进攻的时候，吴晗的党性战胜了世俗的人性，向昔日的老师投去了一颗颗炮弹。至文革前被打倒，吴晗在我党发动的各项运动中都是冲锋陷阵，从没落后过。后来，吴晗因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的职被撤、党籍被开除，最后与妻子双双入狱，后又双死于狱中。吴晗夫妻之死，是历史的误会。

沈从文也在“抢救”名单中，胡适不可能忘记他。如果没有胡适和徐志摩的救助（安排工作、发表作品等），沈从文的成名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妻子亦是在胡适劝导下才接受沈从文）。历史很诡吊，经常出人意料。在“批胡适打死狗”运动中，于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对两个恩师胡适和徐志摩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沈从文说胡适很浅薄，学术功底很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吓得他都不敢写下半部哲学史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完成了上半部）。还说胡适经常邀朋友到他家里打牌，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给他送钱。说徐志摩是花花公子，没有什么学识（把去世多年的徐志摩拉出来陪斗有点意外）。也批判陈源是阴性人。他在明确地告诉党，过去帮助过他的朋友几乎都不是好东西。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沈从文已经相当进步了。如果他持之以恒地向党递交申请书，改革开放之后是很有可能进入组织内部的。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报刊上发表与胡适划清界限的长文，并积极投入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中（有被迫的成分，但不乏自觉的因素。当作为“战犯”儿子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作好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准备）。后来因为老是挨批斗，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毕竟还年轻，看不到光明就在前面）。据说胡适到死都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去了天堂。

曾昭燏这位赫赫有名的女考古专家因为家世的原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另眼相看，让她受宠若惊，其表现可圈可点。他主动批判给予他学术上、生活上极大帮助的恩师傅斯年，说傅斯年靠正义感、为朋友两肋插刀等假象迷惑了她，大骂傅斯年对她精神洗澡。她还积极下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夜以继日地阅读马列毛著作。1960年前后，她多次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前进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坎坷和挫折，她先是被打成右派，后又要求她按太平天国降清将领李秀成写《李秀成供》的格式写自传，她亦按要求写了两万多字的《自传》。这个要求粗看起来有些过分（带点侮辱性），其实组织是想更全面地了解她的历史，为继续培养她作准备。即使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党依然让她担任南京博物馆馆长。可是，1964年12月22日，她却于南京灵谷寺跳崖自杀。据说，党组织已经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她。终归是大小姐，尽管党对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改造，大小姐脾气还是没有彻底改掉。她们家庭留在大陆的亲人大多以非正常的手段结束生命，让人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四、都是党的好儿女

周培源是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加利福尼亚物理学博士，解放后很长时期担任北京大学负责人。民国的时候，周培源是以不问政治闻名的，他认为知识人弄政治是在浪费时间。刚解放的时候，周培源对党的领导方式不是很了解，认为他这个一校之长（副校长），学校的不少事情不是他作主，甚至有的人事安排他不知晓。于是，便有些不满，偶尔会发发牢骚，甚至扬言副校长不干了。党组织及时地找他谈心，告诉他党的领导是怎么回事，鼓励他关心政治，向党靠拢。周培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改变了过去陈旧的思维和观念，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经常向党组织交心。终于在1956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周培源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最后功成名就。

陈垣原先担任校长的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投资方以继续投资为诱饵，希望他保持资产阶级教育方向，被陈垣严辞拒绝。后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写了多份入党申请书，但每次党组织讨论他的入党事宜时，都认为他还不合格。陈垣没有气馁，他在向党组织交心时表示：决不灰心，努力争取入党。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1月，70 高岭的陈垣终于成为了我党的一名新同志。

梁思成在多数人的印象只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护北京古城不遗余力，似乎他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科学家。我要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对历史了解得不够详细。梁思成也是一位忠于党、听党指挥的科学家。新中国刚建立时，便开展了反美运动。这个时候的梁思成另辟蹊径，以拥苏的面目出现，他的拥苏言论曾见诸各大报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的妻子林徽因访苏时恰遇斯大林去世，林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去世，让她很伤感。可谓夫唱妇随。胡风与梁思成曾经是好朋友，在批判胡风时，梁的发言也相当犀利。指出，现在是我党向胡风等反党分子开刀的时候了。反右时，梁思成也受到了批判，可他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很快便以批判别人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了。他曾经指着钱伟长的鼻子骂道：用我们的钉子尺，把你打成肉酱。梁思成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谁是六亿人民的领导。他虽然说过：党什么都好，就是不太懂建筑之类不得体的话深圳入职体检，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党十分清楚，因此，1959年的时候，党让这位著名的建筑学家成为了组织的一员。

1957年反右时，为了更有力地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刘伯羽专程从天津请来女作家柳溪，让她在大会上指认陈企霞曾经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柳溪不负组织厚望，当众揭露了陈企霞与自己的不严肃行为，细节之详细、具体，让与会者一时有点不适应。但柳溪这位党员作家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当然，丁陈反党集团案是个冤案，最终组织也为他们平反了。可是，当时谁知道他们冤还是不冤呢？

老舍先生至死也只是党外人士，可他的心早就和党连在了一起。据说，老舍回国是他曾经的女朋友赵清阁的功劳。赵清阁早就加入了组织，抗战时受组织委托给老舍当秘书，一来二去便产生了感情。老舍为此还准备和妻子离婚，因种种原因没能如愿。后赵与老舍断了关系，老舍远走美国。原先，老舍并没准备回国，还在马尼拉置了房产，准备在那里与赵清阁双粞双飞。赵不但不答应去马尼拉，还劝老舍回国报效我党、报效新中国（据说赵受周恩来委托对老舍攻坚）。情人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个时候的老舍思想觉悟还不是很高），老舍喜气洋洋地回国了。尽管在新社会，身处首都的老舍不能与远在上海的赵清阁再继前情，然党和政府给了老舍很高的待遇，官至正厅级，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老舍也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写出了大量歌颂新社会的戏剧、快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每次政治运动中，老舍都是身先士卒，批胡适、批胡风、批丁玲、批吴晗、反右、“四清”，没有哪一次掉队。他充分发挥他的语言天赋，将党要批判的对象批判得体无完肤。文革对于老舍，完全是个意外插曲，他受到红卫兵批斗，据说还挨了打。于是，在1968年8月24日投身天平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投湖前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年，有不少史料披露，老舍自杀，并非完全是红卫兵的错，因为早年的出轨，家人对他态度不好，受批斗后还冷嘲热讽，于是，便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这个信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以老舍先生与我党领导人的关系，他的晦运应该不会很长，党不会不管他，他对党也应该是有信心的。可是，如果家庭不给他温暖，他这么大年纪的人，是很难撑下去的。

穆旦因为曾经参加远征军并曾担任中校教学理论翻译，被没完没了地批判。回国后，穆旦想隐瞒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可历史是隐瞒不了的，他的这段历史污点很快便被挖出来，被定性为反革命，受到管制，从事体力劳动。但穆旦始终坚信党，没有发一句怨言。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国内生物学界的权威，可谓风光无限。这些都应该感谢党。

赵家梦后来是自杀了，他的夫人曾经疯过好多年，晚年疯病奇迹般地好了，成为了中外著名的翻译家。结局很不错。

郑友揆回国后遇到了不少误解，以为他的间谍、特务，后又遇到文革，被逮捕、判刑，吃了不少苦。当组织为他平反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初看起来，他抛妻弃子回来，却如此这般，有点不值得。可他到死都对党和政府充满深情。我想，凡人是无法理解那些胸怀大志的知识人的行为的。

大fedor多数人，在谈及那些在关键时刻留在大陆或远渡重洋从国外回来的知识人时，总愿意说，这些人留下或回来的主要原因是乡土情节和爱国情操，不能否定这种观点，但是不高危行业全面。中国文人或者说知识人，有一个西方知识人望尘莫及的优良品德，那就是，他们总是紧跟主流，服务主流，奉献主流，失志不渝，蜡烛成灰方始灭。在政治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他们没有指路明灯，看不清方向，于是只好等待明君正主的出现，一旦出现之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完全是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母亲的感觉。近年，有不少饱学之士，一个劲地鼓吹继承传统，回归儒学。我觉得他们有点杞人忧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传统已经置入他们的基因中、血液里，提倡纯粹是多此一举。就连那些已经移民国外的知识人和非知识人尤其是老同志和老同志的家人，在国外的土地上，依然在为祖国唱赞歌，依然在与反华势力作斗争。有这样的国民，有这样的知识人群体，我们还担心什么？

年轻时，我特别喜欢看汪曾祺写小情爱的小说，也常常看到他在文章中倡导淡泊名利。这位文革中因为写样板戏与江青有过很多接触并受江青欣赏的老作家，改革开放初期受过组织两年的审查，尽管谣言不少，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中间。他的《受戒》、《大淖记事》之类的另类小说，就是在被审查阶段写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70高岭的汪曾祺加入了党组织。当时，我有些不理解，不是一直要别人淡薄名利吗，怎么这么高寿了还入党？难怪会与江青弄到一起的（可见我当时是多么无知）。多年之后，我终于理解汪曾祺了，他是个标准的中国文人，离不开主流或组织。虽然江青是坏人，但她当时是代表组织的，组织要他干什么，他有理由不干吗，他又没长后眼，知道江青日后被打倒？他之所以写那些非主流小说，是因为那个时候组织没有给他布置任务。至于淡薄名利，汪曾祺的本意应该是在党的面前不要计较得失名利。他是一个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文人，一个我党的合格成员。不止汪曾祺，大多数文人都与汪老先生差不多，一边淡薄名利，一边向组织靠拢。曾经，我对那些改正右派、知青作家以及大小文人们纷纷入党有点不理解。拿知青作家来说，不说他们上山shell下乡是否值得，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凭借一篇作品出了名，工作也不错，不少还是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专业作家，何必还要入党，好好地写你的小说、散文、诗歌不是很好吗？后来，我才发现我很不成熟（一直有人批评我不成熟），古言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些作家、知识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像我这样的凡人是无法看见他们内心的崇高与光明的。他们很好地理解了淡薄名利与积极进步的辩证关系。他们热爱组织，离不开党的领导，就像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有些知识人发几句牢骚，甚至作出一些出格的行为，不过是在向母亲撒娇——最多只能算小孩子的任性，或者觉得母亲给其他孩子的比给自己的多，希望能多给自己一颗糖而已。解放初期的时候，罗隆基就因为同是部长，章伯钧的配车比自己高级而经常发牢骚。牢骚发多了便出了问题。但他并不是真的对党不满。

至于退休之后跑到国外，还写了一本控诉苦难历史的《一滴泪》的巫宁坤先生，不过是个例外。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出现个把反叛角色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巫先生埋怨也好，后悔也罢，当初，又没有谁拿刀拿枪逼着你回国，回来之后受了点委屈便不能释怀了，比你委屈大的人多的是，他们说过我党一句坏话吗？作家刘绍棠曾经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言论（他是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双腿残废）：我对党没有半点意见，党打我就像母亲打孩子。有因为母亲打了自己而记母亲的仇的人吗？（大意）当初，巫先生与李政道是好朋友（与杨振宁也有交往），李还劝过他慎重考虑，送他到车站的时候还在劝他，他不听。自己选择了，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李政道、杨振宁当初的思想是不够先进，非得留在帝国主义国家，有点说不过去，尽管李、杨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但这个东西与我党的伟大事业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杨振宁晚年终于醒悟，知道还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祖国生活最好。他回来之后，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伟大成就，坚持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大学本重竹地板科教育，是全世界最好最成神舟维修功的教育，为扬国威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1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