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倒车史，中国足球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捞的

02月06日，女足亚洲杯决赛即将打响，女足姑娘们距离亚洲之巅只剩一步。

而在大年初一，越南VS中国，3:1，中国男足再一次在“荣誉之战”中表现了自己极强的稳定性。

中国足球的底裤又一次被扒下，嘲讽、失望、愤怒以及各类方言版的国骂拜年后，我们瞪着那底裤褪下之处，竟然……还是底裤。

至于这之下还有多少条，上面印的是缅甸、老挝、还是柬埔寨，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一切都不是突然而至。

2005年后，U17国少队连续七届无缘世少赛。

2005年后，U20国青队连续七届无缘世青赛。

2008年后，国奥队连续三届无缘奥运会决赛圈。而2008年能参加奥运会正赛，还得益于那年是北京奥运会，东道主直接保送。

中国足球一直秉承着“任劳任怨做人民痰盂”的优良传统——赢了有人嫌，输了被人骂，教练辞职在先，主席下课在后。

而在大众的印象里，国足的印象更是刻板：左脚螺蛳粉，右脚臭豆腐，足浴店里面对9个技师能熏死10个人，包括前台接待的小妹。不踢球时信心满满，上了球场跟踢榴莲似的。

即便如此，中国男足依旧留下了一些高光时刻：2002年冲入世界杯决赛圈，2004年拿下亚洲杯亚军，2005年超白金一代在世青赛上一鸣惊人……

但这些活在模糊画质里的“高光”时刻，在记忆里却越来越模糊。当金元足球的热潮散去，我们发现下巴近三十年的职业化连中国足球“痰盂”的传统都要夺去。

中国足球，让人“吐”都懒得“吐”了。

对比一衣带水的日本，我国足球的职业化仅仅晚了一年时间。中国足协更是在职业化的筹备阶段赴日本考察，很多设想都参照了J1联赛的模式。

两个职业化设想，不是亲生兄弟也算是远房表亲，却走向了两个极端。

2021年，日本旅欧球员的数量高达400余人，日本国家队更是突破亚洲的范畴，可以与世界强队掰掰手腕。

而中国队，看谁都成了强队。

是啊，我们虽然有十五亿人口，注册球员基数却少得可怜。2010年，德国足球注册人数650万，意大利460万，英国450万，日本90万，中国5万，十余年过去，这个差距可能还在进一步放大。

青训是足球的立身之本，你知道，我知道，当然也包括不受待见的中国足协。

但一个人尽皆知的问题却迟迟找不到答案，甚至抄都抄不来，或许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换个教练、换批领导这么简单。

当你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上着中学，球踢得还不错，在同学“牛逼，牛逼，真牛逼”的赞叹声中用力憋住得意的表情，留下一个帅酷的侧脸。或许会有体校的老师找到你的家人：“把孩子送来踢球吧，管吃管住，每个月有工资，好好训练，为国争光。”

在一个学校都出不了几个大学生的时代，这个条件具有相当的诱惑性。

进入体校后，进行封闭训练，搞竞争，搞淘汰，学业基本上就抛一边了。

然后，市体校提拔区体校尖子，省体校提拔市体校尖子，国家队从省体校中优中选优。

当然，这种选拔也会落下一些“沧海遗珠”。

有时，哪怕你球踢得像马拉多纳，看着某些教练搓手指尖，却拿不出数目客观的“打点费”时，不好意幻灵镇魂曲思，驴拉多纳请靠边站。

这就是举国体制下体工队的运作模式，虽然有很多弊病，但也切实保证了我国的足球人口，有的省份各级别体校足球人口能保持万余人的水平。

体校的运作是靠财政拨款，花的钱越多，你能招的人就越多，培养出人才的几率也就越高。高卢英雄历险记但国家的真金白银也不是让你随便扔的，预算就这么一池子，而体育项目两只手加两只脚都数不过来，扔也要扔到出成绩、有反应、能听到响的项目上去。

于是，中国足球长期以来有观众，有投入，却一直没有成绩的状况，碰上了改革开放带动的体育改革的契机，自然而然地擦出了火花。

体育总局的领导觉得这两者简直是月老用混凝土浇筑到一起的，是上天赐下的姻缘。

第一，足球具备市场化的可能，至少比举重、跳水、体操等项目大多了。

第二，足球的市场化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也非常成功，拿过来本土化一下，这是我们擅长的。

第三，改革成功了，大家开庆功宴，快乐分蛋糕。改革失败了，并不影响奥运会等世界大赛拿成绩的目标。

牺牲一个，换取大局的稳定，中国足球，你光荣啊！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变“举国体制”为“市场化”，史称“红山口会议”。

1993年在大连棒棰岛，足协正式确定了甲A联赛将于1994年启动，赛制与国际接轨，引入外援外教，并放出豪言：“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杀入16强。”

IMG强势入主，带来了5年合约，初始120万美元，每年递增20%，还有宝贵的市场化经验。

12支企业队达到准入条件，顺利改制，在老板们挥舞的钞票下一个个摩拳擦掌。

当时最权威、最主流、号称最专业的中央电视台买下全程转播权。

1994年4月27日，甲A联赛在成都市人民体育场一经揭幕，便引爆了中国足球届，球市异常火爆。

俱乐部老板们尝到了市场带来的甜头，纷纷开始搞“军备竞赛”，一面倒贴着钱玩儿足球，另一方面享受着足球市场给企业带来的红利。

最有名的要数缔造大连王朝的万达集团，王健林靠着对足球的一腔热情投身足球界。大连万达的成功让他名扬四海，更让万达集团从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房企成为行业龙头。

王老板手持装满现金的密码箱，在更衣室慷慨陈词“我就讲三点，赢球，发钱，鼓掌”，更是创造了“拿下比赛，奖金翻番”的名言。

这种激励方式显然比画大饼、谈理想高了不知道几个level。

要知道，当年酒店厨房管理3万工资已经是队内顶薪，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而有些甲A队一场比赛的赢球奖金就能达100万元。

疯狂的市场造就疯狂的老板，疯狂的弱攻强受老板喂出了更多的贪婪。

球员的高收入与在国际赛场的疲软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压力，中国足协曾多次推出“限薪令”，但都不了了之。

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限死球员工资了，那我就多发奖金。

球员的收入有限额，那我再给他加一个教练员的身份，领双薪。

在甲A联赛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这次改革的先天不足开始发作，使中国足球跑着跑着，跑成了半身不遂。

2004年，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七家俱乐部以罢赛为要挟，与中国足协展开谈判，主要议题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史称“G7革命”。

事件的起因是当年10月护肤霜份，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国安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周伟新判给了沈阳金德一粒争议点球。北京这边不乐意了，不论是老板、教练、运动员均提出了激烈的抗议，致使比赛中断了12分28秒。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周伟新随即吹响结束哨音。

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第一次罢赛事件就此诞生。

事后，国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要抗争到底。

足协呵呵一笑，罚款、扣分、判负一气呵成。

这让深受黑哨伤害的私营企业老板们绷不住了，大连实德老板徐明首先站出来声援国安。之后，大连实德足球队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也因一粒争议进球而罢赛。

上海国际队也差点儿罢赛，吴承瑛在对阵辽足最后时刻打入关键球，当值主裁判却判为无效。上海国际一时间群情激愤，但还没来得及罢赛，终场却哨响了。

罢赛被迫成了球场骚乱。

不过，罢赛只是筹码，不是目的。

随后北京国安、大连实德、上海国际、深圳健力宝、辽宁中誉、四川冠城以及青岛颐中站到一起，癞子斗地主要求跟足协谈判，倒逼足协改革。

G7联盟中，除了直接受害者北京国安外，全是私营企业老板。盈亏完全二叉树都是自己的钱，大不了不陪你玩儿了，被“欺负”许久的体制外老板们多了几分混不吝的草莽气。

而国企老板们则持观望态度，抄起板凳、续上茶水准备看大戏。

当值主裁判周伟新赛后也接受了调查。

裁委会认为没有问题，足协则在调查一番后认为确实是误判，取消了当赛季剩余比赛的执法资格。

周伟新不乐意了，感觉自己头上被扣了屎应用推广盆子，还是新鲜的那种。

他大骂中国足协，号召裁判们与足协抗争到底，一时间恍若正义之光。

足协同样呵呵一笑，停哨、处罚、雪藏不留情面。

尴尬的是，周裁判在后来的扫赌风暴中确被证实了吹黑哨的事实。

果然，任何谎言被戳穿前都是冠冕堂皇的。

G7革命的主要诉求是让足协“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管”是指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是政府机构。

“办”是指中国足协，国家足球实务的实际策划者与执行者，是个政府外的组织。

当时的中国足协是“管办一体”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这批人，去中国足协一看，嘿，还是这群人。

这种模式的缺点是足协高度行政化，足协的领导班子都是体育总局安排的，总局领导觉得“兵乓球能打好，足球就能踢好”，足协也必须这么认为，于是就演变成了我们常说的“外行领导内行”。

拥有决策权的政府部门目标就是三个字：“成绩，成绩，还他妈的是成绩。”

哪怕足协再专业，也只能做一支乖巧的传话筒：“努力，努力，我马上努力。”

这就导致了足协经常为了眼前的成绩，乱改联赛规则，用短期利益霸凌足球规律。

这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足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足协本应负责具体足球实务的策划和实施，政府对足协起监管作用。

到调色师了我们这里，二者勾肩搭背，不分彼此。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赫然规定：“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协及其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请。”

我管我自己，如果都能管住还要警察干什么。

G7革命的结局就很能说明问题。

面对“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及组建中超公司的诉求，阎世铎代表足协发声：“这是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范畴了。”

随后，各地政府纷纷介入，革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G7革命暴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假球、黑哨和贪腐。

正因为足协的“先天缺失”，缺乏监管的足协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一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二是足协本身也是参与者。曾经的金哨陆俊，在被查出确有问题时，竟被足协压了下来，原因是他被国际足联选为了世界杯执法裁判。

假赌黑，将兴盛不久的甲A联赛拖入了深渊。

甲A末期，在大连万达与辽小虎的比赛中遭遇争议判罚后，王健林在赛后媒体采访中愤然宣布：“鉴于中国足球目前这种现状，赛季结束后，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对中国足球黑暗的抗议。”

2000年，为了方便国家队集训备战，从而在2002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中国足协向14家甲A俱乐部及12家甲散光怎么办B俱乐部宣布，2001及2002年取消升降级制度，确切地说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

联赛为了国家队冲成绩改规则，这是中国足协行政化在历史上的佳作之一。

对于甲B俱乐部来说，2001年如果升级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在甲A联isfp型人格赛呆两年，这种机会一步是天堂，一步是地狱。

由此，震惊球坛的“甲B五鼠案”爆发了。

五支甲B球队在冲A的比赛中将“假赌黑”表演得淋漓尽致。

广州吉利因为一粒越位球输给了上海中远，广州外援掏出了100元钞票，对着摄像机大喊：“Money, Money”。

成都五牛以11比2的离谱比分击败了四川绵阳太极，赛后新华网评价道：“其中大部分进球，防守的太极队队员用脚挡一下，也不至于让对手就那么轻松得手。”事后四川还因为消极比赛被扣分、处罚，但人家一点儿不在乎，因为今年不降级啊！

最后一轮，长春亚泰需要赢得比赛，同时净胜球高于成都五牛才能升级。结果每当五牛进球，另一个赛场上的亚泰随即也能得分，更是在最后两分钟连进两球完成了对五牛的反超。赛后，亚泰的对手杭州绿城直接开除了5名球员，老板宋卫平更是向足协提供了一份黑哨名单。

由于2001及2002年取消了升降级制度，2003年的职业联赛又被足协折腾出了新花样。当年的升降级玩法是：“2002年甲A联赛排名×0.5+20苹果手机怎么截图03年甲A联赛排名之和=中超排名积分，积分最高的前3名被淘汰，余者进入中超。”最后一轮，有球队惊奇地发现，只有输球自己才有可能冲超成功，但凡打平了都没戏。

这也成为了外行足协又一次“名留青史”的发明。

2004年步入中超之后，被“假赌黑”折磨坏的中国足球观众锐减，球市凋敝，联赛收入大不如前。

2005年更是出现了中超联赛无人冠名的窘况。

财政的恶化及投资人的纷纷退出使得职业联赛进一步滑坡。直到打假扫黑结束之后，堆积如山的钞票才让中国足球再一次喷薄出炫目的泡沫。

但泡沫破碎之时，我们发现除了一场场惨痛的失利，中国足球什么都没有剩下。

2022年2月3日，中国女足在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常规时间战平日本女足，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决赛。

女足姑娘们又一次撑起半边天，看着已被中国男足摔成了瓦砾的另外半边，全国人民又乐呵了一把。

走着举国体制的老路，踢着业余足球的女足让人不禁发问：是不是只有举国体制才能救中国足球？

当然不是！！！

平心masm而论，女足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在下降的。

当年勇夺世界杯亚军的铿锵玫瑰，在欧美女足崛起后，越来越难在世界杯上取得成绩。

2021年奥运会上，0-5负于巴西、2-8负于荷兰的惨况犹在昨日。哪怕是与日本队那场比赛，女足在场面上也居于被动，7-20的射门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与日本男足风格一脉相承的日本女足，在2011半导体存储器年出人意料地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并在去年开始了职业化进程，又一次超前中国足球。

看着男足市场都一片萧条，女足想要职业化还任重而道远。

其实男足、女足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后备人才不足。

这一点比采用什么体制更为重要。

你说举国体制不行，人家苏联是体育强国，足球更是世界强队。

你说举国体制行，朝鲜自2010年后再没进过世界杯，在亚洲杯上的惨状更是让中国男足都感到心疼。

关键问题是足球人口和经济实力。

举国体制的成功酷学网，一方面是我们苦练实练争奖牌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在国际上着实没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全球商业化成功的项目上，诸如足球、篮球、网球、F1等，举国体制并未给我们带来长久稳定的优异成绩。

因为商业化成功意味着更多的从业者，更广泛的资金投入，更科学的训练保障，以及更加无情的优胜劣汰。而举国体制的钱包是无论如何都拼不过有钱赚的商人的。

但举国体制也并非全无好处，当你的人才选拔机制不完善时，它可以保底。但与成熟的市场化人才选拔机制比，坚持举国体制无异于饮鸩止渴，注定只能陪跑。

我就不能不好不坏地活着，做个半吊子？

不好意思，在竞技体育要么登上顶峰，要么被踢下顶峰，没人允许你在半山腰看风景。

如果一定不信邪，现在还有走“体制化”老路，效果也很难跟上世纪相比。

要知道，足球成材率低，成材周期长，一旦加入体校后便基本等于放弃了学业，如果无法冒尖，之后的人生该何去何从？

三十年前，大学普及率低，相当于中专的体校还是个像样的选择，而现在大部分人面对中专，只会选择“转身离开，哭也哭不出来。”

如何让更多的人去踢球，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我们无数遍提到的那个词：青训。

“青训”在中国是个长期被误解的词。

俱乐部老板们说：“搞足球的没一个挣钱的”。顶级联赛都挣不上钱，“青训”有没有搞头就更不用说了。

但欧洲已然把青训做成了一门生意，德国足协每年投入高达1亿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南美更是在向全球输出青年才俊如何去除甲醛，根宝足球基地也开始了自己第二个“十年一剑”的历程。

中国足球没有青训吗？

当然有，但不论俱乐部梯队、业余体校或是部分足校，选材范围都十分受限。

最根本的原因是，足球从没真正走入校园。

日韩足球的发展正是得益于校园足球的蓬勃。

韩国足球1983年步入职业联赛，很长一段时间内，职业俱乐部梯队由于数量有限且缺乏社区根基，无法承担起为职业联赛供血的任务。校园足球及足球学校就成了选材的主要模式，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其对应足球联盟，一支球队每年的正式比赛大约40多场。

日本足球的校园模式更为有名。每年，日本有超过20000所中小学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校比赛，参加人数达到数十万，每个年轻球员平均每年可以参加50场以上的正式比赛。年初结束的第100届全日本高中足球赛，吸引了4万余名观众，热度堪比职业联赛，古川洋介、松木玖生等选手更是被日职联预定，马上在日职联开启职业生涯。

足协没有搭建起校园足球的平台，越想急功近利出成绩，越是徒劳无功。

但就算足协给力了一把，搭建了体系，建立了平台，也没办法保证校园足球能够开花结果。

有球踢，但是没时间踢啊。

日本小学生下午基本不用上课，在技战术思维及基本功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以充分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但我国的光景截然不同，沉重的课业压力让无数小学生在夜晚鬼哭狼嚎，家长七窍生烟，床头常备速效救心丸。这有“唯有读书高”的文化因素，有一代人文化缺失的历史因素，有“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因素……

读书跟踢球本不该是矛与盾。

长友佑都，日本国家队与国米双料队长，考入了名校明治大学。虽然本人一直对足球充满热爱，但高中并没有踢出什么名堂，只能去读大学。直到在大学生运动会上展露头肩，才顺利步入职业。

三笘熏，日职联球迷口中的“三球王”，高中毕业便被众多职业队哄抢，但他执意完成大学学业。最终考入了筑波大学，就读期间还发了一篇研究自己怎么过人的文章。

这样的例子在足球圈里还有很多。

“重文轻体”的社会思潮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扭转的，体育作为中高招的必考科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校园足球的本质应该是“快乐踢球”，而不是临时突击下的“应试踢球”。

知道了踢球好，做到了好踢球，更重要的是怎么踢好球。

日本足协会让高水平教练员下沉到地区，帮助提高基层教练的水平，也会派遣优秀的教练到学校里培训孩子，以便即时发现好苗子。

而我国优秀的青少年教练是比较稀缺的，无证上岗的“赤脚”教练更不在少数。

我就见过一些球都颠不了几下的基层教练教孩子们练基本功：“两只脚颠球不利索？那就只练右脚就行了。”最后一个个练出了单文殊菩萨脚颠球的绝技。

有专业老师了又如何，小学、中学的体育老师“经常旷工”（体育老师有事儿），“体弱多病”（体育老师生病了）。大学足球选修课更是敷衍，老师课程开始来点个名，课程结束来发个卷子，完整而又快乐的一学期就过去了。

所以中国青训的溃败不仅仅因为足协“上梁不正”，很多“下梁”也是歪的。

201狄利克雷函数5年，《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发布，名义上完成了“管办分离”，青训及校园足球被列为重点工作。2021年，“双减”工作铺天盖地地展开，或许这次“减负”终于不再是加正了。

不论社会层面还是足协自身，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中国足球想要咸鱼翻身，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2018年，媒体统计了日本小学生未来的梦想职业，足球运动员高居第一位。直到TIKTOK流行后，才被户外装备网网红这个新兴职业超越。

当有一天，中国青少年们面临课外活动的选择时，凭什么让他们选择足球？

如何让足球成为仙女姐姐手上的那支水晶球，而不是屎壳郎推的煤球？

除了足球的硬件外，还有更多的软件亟待升级：联赛的品牌、球迷的文化、社会的口碑……

我们只能等，耐心等待中国足球的改变。如果耐心没了，那就骂它个昏天黑地，然后继续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