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方法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 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伊朗签证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机械振动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冷清秋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成本核算流程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对数视力表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打印机共享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茶村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 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 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 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职场言情小说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qq交易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 “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飞利浦电饭锅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vectra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龙湖吴亚军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前列腺炎怎么治疗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上海市蒙山中学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猫和路由器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森林资源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透镜设计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高中物理必修二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