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一百周年•中共一大“人物”沉浮录•张国焘（4）

百有一用斋 03-03 05:35

原创 孟醒

d)长征途中的分裂

　　在“一大”之后，中国追求革命的许多青年人远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二四年前后，有一批人从莫斯科回国，如彭述之、陈延年、赵世炎、尹宽、王若中国教育统计飞等，他们在党内联系紧密，被我是后妈称为“莫斯科派”。但这批人在一九二五年党的四大之后，由于思想立场等原因出现了分化。特别是在北方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的同时，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尽管中共中央仍在上海，但因为国共合作的中心在广州，共产党广东区委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在国共两党的苏俄顾问鲍罗廷支持下，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鲍罗廷“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以至于，给人们广东区委常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印象。张国焘回忆说：“每逢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因此，广东区委与上海中央（包括上海区委、北方区委及其他各省）的意见分歧，导致了“莫斯科派”之间的裂痕。

一九三一年，在党的四中全会上，何孟雄等老干部公开反对以共产七粮液国际正统派身份从莫斯科空降回来的王明等人。会后，何孟雄等人在东方宾馆开会时被捕。“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王明）的告密而遭暗害。”因而，发表了反党言论呼吁另立中央。

以上两个分裂事例，为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另立中央，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一九三二年年底，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入川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部队就由一万五千人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同时张国焘进行了严酷的“肃反”，许多人被杀，“七十三师到四川后因为失掉了甑子垭阵地，就以肃反手段杀掉几百人。其中二一八团排以上干部大部捉完。高级干部如原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原军委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也被杀害。”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部队力量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是部队干部的被大量杀害。唯一的解释是革命这个整体或者说革命的行动对广大的下层人民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从这种向往革命的力量中，张国焘发现了一条加强个人实力的途径，也可以说，助长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

张国焘打出了“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而不是当时通称的菜根谭全文苏维埃政权。他制定的“入川纲领”与当时苏维埃运动的目标也很不相同，因此与中央发生了分歧。只是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张国焘做出了妥协，又回到“苏维埃政府淘抢购”，才使其间的裂痕没有加深，但这仍然被中央列为他的一条罪状。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江西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下，不得不开始长征的时候，张国焘在鄂豫川的成功使他觉得自己原来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一九三五年张闻天、毛泽东等带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川西的时候，张国焘自然认为他们是投奔自己而来，他理应成为新的盟主。

而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就是这种“实力为王”想法发展出的极端举动。张国焘选择的突破口是中央的领导权，在他看来，江西苏区的陷落，显然是由中筒袜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错误。

在这一点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相比，显然不具备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主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的失利，有意避开了政治路线的争执。下载中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逃命要紧，军事行动占首位，实在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环境来争论政治路线的是非得失；另一方面，改换军事上失败的领导，更能为大多数人包括被撤换的人所接受，同时维持了中央在政治上的统一。正是这个政治上的统一，为后来与张国焘的斗争奠定了坚实而有利的基础。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张国焘就提出要讨论政治问题，在毛儿盖会议上，“我（即张国同人h漫焘）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了也不能当作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从张国焘的角度说，手中握有四方面军的军事优势网络信用卡，以八万雄兵对qq音乐歌词八千残兵。一方面军虽然人数少，但如何开花店中央机关在其中，明显具政治优势。张国焘如何使自己的军事优势化为政治优势，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而张国焘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本意是强化自己的军事优势，削弱中央权威。但此问题一提出，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同意。如招生技巧果说中央在政治路线上错了，一方面军在政治上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那么，中央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统一指挥军队的打算也就会落空了。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如果从后来毛泽东在陕北对博古的路线错误给予的批评能看得更清楚，只不过这个批判被对王明的斗争所遮盖了。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正是毛泽东批判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根据。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政治错误还是军事错误进行了策略的分野，先解决关乎红军生存的军事路线，待条件成熟之后，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张国焘的失算正在于这一点，也许他本身并不具备这样的策略智慧。张国焘一心一意直指政治路线，固然抓住了要害，而在客观上却加强了毛泽东与博古之间已经因遵义会议疏远的关系。不能得到中央大多数的支持，张国焘的行动就注定了失败spss因子分析的结局。

当然，张国焘另立中央后，面临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困境。还有一方面军北上之创业有什么好项目后，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军事失利。张国焘期望建立的稳固根据地，在军阀的围剿下迟迟没有进展，部队多数时间仍然在游击战中奔波，得不到他许诺的休养生息。期间，在多次战斗中又少有胜利，部队士气一落千丈。而同时则传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胜利消息，军心更加不稳，因为张国焘在两支部队分手时预言北上不被蒋介石的部队歼音箱分频器灭，也会被活活拖死。另外，四方面军与共产国际完全断绝了联系，而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张国焘为首的中央就是马背上名不正言不顺的非法活动。

到一九三五年底，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空降在中蒙边境，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林育英向毛泽东等人了解了党内的情况之后，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首先通报了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政策上的改变，放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等于是肯定了张国焘先前的做法。其次，林育英告知说，他已奉命带回与国际联系的新密码。这预示着可以解决张国焘与国际联系的问题。

　　但张国焘同意北上陕北，并没有这么简单。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林育英告诉他：“陕北同多田便利屋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充当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总书记张闻天也代表中央致电张国焘，表示“双方各自展开新的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这些行动均给了张国焘一个可以接受的台阶，于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张国焘宣布解散他的中央，并在与陕北争执与退让反反复复中，于这年的七月一日正式改称中共西虎妈蔡美儿南局。

　　这是张闻天于此前的一月二十四日电报中的建议：“四方面军各方面的党组织可以仿效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即在陕北的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这一让步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清醒认识，确实在当时从组织上来说，中央事实上已指挥不了四方面军。即使仅就军事实力来看，四方面军仍然远远超过中央红军。

但是张国焘到陕北以后，林育英告诉他：“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和书记制取氧气的责任；他则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对于这样的局面，张国焘显然不能满意。他执意要在河西走廊建立另一个根据地，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四方面军的实力几乎消耗殆尽。他这个喜欢凭实力说话的人，已经没有了赖以与人讨价还价的资本。

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下，张国焘写出书面检讨《我的错误》，其中说道：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正是鉴于张国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他虽然写出了书面检讨，但内心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工作上表现得相当消极敷衍，与大家的交流也不顺畅，总觉得大家处处为难他。他几次搬家，搬得离同事们越来越远，最后固执得搬到一处破庙里。在不顺心的情况下，他的老资格困扰着他，使他不能甘愿就此认输，他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他一直不动声色地考虑新的出路，而国共合作抗日为他动态对比度提供了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