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阶级，作为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它之所以具有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先进性，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因为它是一个占大多数，而且受到剥削的阶级。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到这种程度，就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按之前所说，曾经的奴隶、农民也曾经处于这种地位，难道它们也是一个先进的阶级吗？难道它们也可以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那样得到解放吗？显然不是。要解释无产阶级为什么具有这种先进性，或者说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目的必然是消灭资产阶级并且消灭阶级本身，就不能从其他的细枝末节上去考虑，而应该从实际情况考虑，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学上去考虑。只有说明现有的生产关系本身的矛盾，也就是与生产力的矛盾，才能得出哪些阶级是上升的，革命的，哪些阶级是衰落的，反动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才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在哪个生产部门应用，那么它所拥有的先进生产力（这里社会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就会通过竞争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本身还是资本，另一方面它使得之前的小生产破产，使得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由此可见，资本自身不断生产着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断地生产着自己的生产方式。这样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感情咨询上一方面是一小撮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生产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且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资本的使用愈发集中，这种现象就愈发明显。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必须要把生产资料社会化才可能生产，也就是“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大批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这里的意思绝不是仅仅因为生产是由一群人进行的这样简单（无论我们还是苏联都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好像仅仅是生产用的人多了，生产就社会化了，资本使用的人越多，社会化就越高。而是说既然生产资料交给了社会而不是个人，那么社会就会使用社会总的劳动的一部分投入该生产，反过来说，只有在这种生产下生产资料才可以说是社会化。当然反过来说，也只有把生产资料交给一大批人共同使用，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化。它不是说使得生产资料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一部分固定的人，而说的是社会本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得出另一方面，即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就是说是社会本身根据社会需要把总劳动的一部分用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生产者本身并不会拥有其直接生产的产品，而产品会流入它所需要的地方。所以恩格斯才会说：“生产本身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从这里显然可以得出两个事实：一个是生产的规模越大其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愈发不能忍受被限制在用于资本增殖的处境中；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和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愈发的尖锐以及不可避免。另一个则是社会化生产本身就包含着根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可以看到，社会本身要求着使用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投入某个部门以满足社会中的一定需求。计划生产不是某个人的幻想而是现在社会中切实的要求，而社会没有人格所以就必须通过人来表现，人的行为不过是反映着社会本身。我们这里只是简陋地说明了一下生产的社会化，但是从中依然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无产阶级相比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先进的阶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个阶级以社会的名义掌握生产资料，这同时也是解放和消灭这个阶级本身。而另一方面，这种把生产变成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也不是一种空想，它有着自己的形式，它的形式是怎样，它本身也就是怎样。所以根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就是生产社会化的形式，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说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了。

既然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冲突必然要求生产的社会化，要求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并且根据社会需要调控生产，那么在政治上的这种必然规律就必须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权，也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证明，这绝不是一种空想而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列宁早就说过，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辨别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这种阶级的专政绝不能是一句空话，它是否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不在于它是由有着什么名字的集团控制，而在于它的行动是什么，它做了什么，它本身也就是怎样，运动本身既然是它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在运动中不断产生着它自身。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一步步地掌握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且根据墨镜社会需要计划生产，由此来大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直到它把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计划着整个生产。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就消灭了它自身，因为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任何专政的土壤也就不存在了。只有这样，它才能证明自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它本身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出来的，它的产生又必须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它不再成为生产力的阻碍。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它本身又生产着另一种生产方式，前者是它的产生，后者是它的灭亡。这样，虽然极为简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如何运动的，也只有知道它是如何运动的，才能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实现。

我们这里只是说了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生产，但是这里还有其他前提条件才能成立，那就是生产资料一开始并不是为社会所有而是为一小撮资本家所有，想要把它变为社会所有就必须把它从资产阶级手中抢夺过来。这样，我们之前所说的和平地组织生产又必须以暴力为前提，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就是一种仅限于可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会和平地把生产资料交给无产阶级，但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能否认暴力的存在，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暴力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暂时是无产阶级的的后盾，掌握暴力是一回事，真正地使用它又是一回事。谁如果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掌握暴力就能使得资产阶级投降，那在实际上就是滚到了改良的泥潭里，为资产阶级效力。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它面临的小纯洁不可能是社会掌握全部生产力而是掌握着部分生产力，而还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会掌握着在资产阶级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还是至少存在着两个阶级，那就是掌握着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处于被统治的资产阶级。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存在，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有目标的，它的目标只能是资产阶级而不可能再有别人，假如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而在社会中既然存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假如无产阶级不用专政保卫自己的地位，那它就存在着被推翻的可能，显然这种推翻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也就不可能根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也就不可能最终解放。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专政才能以掌握生产资料，才能保卫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一步步地把把全部生产资料掌握在手中，才能计划生产，最后消灭阶级本身。仅仅是计划生产这一行为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专政，就像恩格斯所说：“对人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只有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这个条件下，为了完全实现后者，才需要以阶级压迫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点，从一步步实现到最后完全实现。这就证明了：社会分裂为阶级不仅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还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以至于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阶级完全消灭，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消灭。

现在的问题，或者说历史给予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国家已经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已经进行着计划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又是怎样的？斯大林给出的公式是，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了。那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同样也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存在的问题。毕竟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给出的公式是国家是存在的，因为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其实二者本应当是一个问题（而斯大林把他们分开），那就是阶级的消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就必然意味着国家消灭，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阶级消灭的条件，假如国家还存在就意味着还有阶级，生产资料还不是公有制，而剥削也就必然存在。这样就上演了一出闹剧，国家的存在竟然否定着国家的体制。所以，就需要另一套理论肯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国家还要存在，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一说就被搬了出来，但其本质目的不过是为了肯定苏联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这样，斯大林的公式就肯定了，只有用国家这一工具才能保护整个社会不受侵略，而国家的作用也就不再是用于阶级压迫而是保护社会不受侵略。试问，斯大林的这套公式其中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这套公式直接粗暴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公理。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国家首先不是为了维护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在这里说的就是抵抗侵略。当然，国家并不是不会维护所谓的社会共同利益，但是它之所以维护着共同利益是为了不让整个社会炸毁，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的实行阶级压迫，由此可见为什么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是“虚幻的共同体”，所谓的社会共同利益本质上就是阶级的利益，前者是不过是为了维持后者存在的一部分，从切尔西vs埃弗顿属于后者，是次要的。国家不是自觉地维护着共同利益，其实它无时无刻不与共同利益冲突（它无时无刻不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盗窃社会财产，并在政治上上升为等级），它是在实践中自发的感觉到，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就是保证阶级压迫，自己不得不维持社会共同利益来保证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国家的。斯大林把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恰恰是忽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共同利益，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专门提到了氏族之间是如何解决日常矛盾（包括杀人以及之后的血族复仇）的，以及祖鲁人是如何抵抗英国侵略的，恩格斯是以此说明，维护所谓的共同利益根本没必要上升为国家才能做到，恰恰相反，为了社会共同利益所需的“自尊，公正，刚强和勇敢”，都是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找到的，而与文明的接触，却是这些品质的腐化。这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为了组织计划生产，实现对物的管理生产和领导并不需要上升为国家是同样的道理，只有社会分为阶级才需要上升为国家实现阶级的统治。那么，只要国家还存在，它的标志，也就是如蟒蛇一样缠绕在社会上国家机器还存在，那就印证着阶级还存在。不理解这一点，其实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说“国家是自然消亡的。”这里的恩格斯的定义网剧非常准确，自然消亡意味着国家不是能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被人为消灭，相反国家的消亡是有条件的，达成这个条件就意味着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过来说，当这个条件达到以后谁也没有任何借口和能力保留国家了。这才是“自然消亡”的真正含义。而它的条件绝不是什么无需防范侵略这种胡扯，而是指的社会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以后。也只有这种情况下，阶级才会不存在，一切压迫的土壤才会消失。

由此可见，阶级是否存在的问题终究要从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之前的矛盾全部在于，能否说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以后就等同于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如果像斯大林那样，认为这样阶级就会消失，那就完全错误了。这其中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国家所有和社会所有的问题。生产的社会化这一概念从资本主义开始时就已经开始，二者是同步的，正是资本主义把之前为私人的生产资料变成为社会的，但是能不能说在这时就意味着一切生产资料就必须社会化呢？显然不是。既然生产社会化是由资本实现的（其实也只能由资本实现），那么全新的生产力即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必然是资本的生产力。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可以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存在。如果说在这时就能说生产资料必须全部社会化，那只能是一个无法被提出，同样也无法被解决的事物。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意味着投入使用的资本愈来愈多，生产规模的愈发庞大，并且使得一切生产部门都呈现出这种趋势，虽然他们的发展未必是同步的。只有在这时，才会呈现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属性愈发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相容，这种矛盾使得生产本身受到阻碍，因为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是根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而资本主义只是要求为了使资本增殖，在社会中的生产无政时间管理府状态除了竞争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就不会再有别的道路。这样只有因为私有制作为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存在，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有可能表现出来，问题才能被提出，也就已经包含解决的可能。因此，社会化生产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社会，而是社会本身的要求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也就是说，没有资本的高度集中，没有巨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生产资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强行实现所谓的计划就不会是社会的需要而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要求。只有满足了这种条件，计划生产才不会是某种触不可及的事物，相反它会像任何一个企业内计划自己的生产一样稀松平常。在过去，资本的使用者行使的不过是在个人之外的，作为一种异己的社会关系强制于人的资本的意志，而在将来，某些个人行使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意志，即全部的个人。既然个人履行一种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要求是毫无问题的，那么对于一种已经不再是异己的力量而是社会本身的要求，想要把它说成某种不可知之物，那就是荒唐可笑的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不可知之物的原因只能因为它还没有产生，其条件还没有达到。在此情况下，对于一种暂时还未存在的事物当然是不可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暂时还未出现的事物却是在不断的被生产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有制不仅包括为国家所有的（准确的说是全民所有）生产资料，还包括一种集体的生产资料，虽然名义上集体的生产资料也是国家所有，但是他们有着长期的使用权又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又是怎么样的？斯大林给出的结论是，商品仍然存在，价值规律依然有效，但是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也已经消失，剥削也必然消失。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其实二者本就是一回事）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就是存在斯大林认为的所谓“剥削”才会导致资本主义。由此斯大林甚至说，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不是商品价值规律，而是剩余价值规律。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观：所有产品依然被当做商品，但是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劳动力。但是劳动力为什么能作为这唯一的例外呢？斯大林给出的答案是生产资料已经是“社会主义财产”，工人不是被雇佣，所以劳动力就不是商品。这番高见的首要问题就在于，什么才是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时候，为了方便起见，他们总是举的是一个工厂内部的关系，比如资本家付给工人多少工资，取得了多少剩余价值，工人白白为资本家做了多长时间工等等。但是，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仅仅是限于一个企业之内，只是一笔资本（这显然比一个资本家准确）对它所使用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那就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简便叙述的表示当成了信条。这样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专门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是“按比例取得社会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资本主义生产是要把它的产品当做商品在社会上出卖，它实现的就不仅仅是就既包含其开始投入的价值，还包含使用劳动力增殖了的价值，这个价值也不是商品本身蕴含的个体的价值，而是在社会上由于资本在各个利润率不同的部门之间流动形成的平均利润构成的价值。这样可以得出：剩余价值是否存在不在于它最后属于谁；而剥削则是总资本对总的无产阶级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关键不在于剩余，按马克思的话说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劳动在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消失的，如果消失，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发展。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的劳动变成价值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在彼此作为私有者的交换过程中表现的时候，才意味着剥削的存在。所以所谓既有着普遍存在的商品，又没有把劳动力当做商品，也就是没有剥削完全是在胡扯。普遍的商品就意味着资本的存在，就意味着剥削的存在，问题不在于资本属于谁而在于资本本身的存在。斯大林想把商品说成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来解释商品可与资本主义分开，但他忽略了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商品才普遍的存在，在这之前，商品本身的矛盾甚至还不可能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可能性（指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有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不存在。”斯大林不明白的是，集体的所有制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它仍然是把产品当做商品出卖，就必须服从商品的一切规律，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狂热郁金香来说，在所有制上它并不比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更进一步。即使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一个个集团所有，不管它内部的组织形式多么民主，资本主义也不会消失，其结果无非是一批的暴利和另一批的破产。同时，这种集体所有的积累数量远远比不上私人所有的积累，马克思说：“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合作劳动）它只出国留学中介前十名要没有越出个别工人努力的狭义范围，它就不能组织垄断势力的几何增长。”这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迟早会用其生产力为自己开辟出道路。从所有制的进步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比不上资本主义下不可避免的国有制。所以马克思给出的进步方法是，合作劳动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把社会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转移到生产者本人手中才能实现”。而马克思认为单纯的合作劳动的可贵之处是在于其组织形式，它使得生产本身无需一种与工人对立的形式。马克思认为：“现存的合作社，它之所以可贵，仅仅（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工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进行要求的生产，在没有利用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人的工具。”这样，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就是依据社会需要进行的计划生产，而且是工人自己不依赖外来的力量自己组织起来的，也可以说，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斯大林不理解的是是商品的对立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当商品单单作为产品，即全部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后的样子。这就是作为社会的劳动，在社会生产上就是按照社会需要对劳动进行计划的分配，在个人消费上就是劳动成为得到与总消费资料等比例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本就社会化的劳动才真正体现着自己的本质，上升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商品交换也就没有丝毫存在的余地了，因为它的本质，或者说它的矛盾本身，即私有制与社会化的矛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产品不得不成为商品的矛盾已经消失了。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反过来奴役劳动者本身，现在劳动一方面是用于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产品的同比例的索求，这两方面都是社会化的体现，它不可能排斥剩余劳动，否则一切再生产扩大化都是不可能，但是所有增殖国民教育序列的劳动一出现就是社会劳动，也就只能服务于社会，就像旧的增殖的劳动一出生就是资本而用于奴役一样。而一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斯大林就糊涂了，他不能理解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社会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时候的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他不明白，产品一方面是直接的社会的产品，但它既然不可避免地与商品进行交换，那么对于另一个私有者（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这个所谓社会的产品对他来说必然是商品，是他用等量劳动交换所得，这一过程不仅在于劳动之间的交换，关键在于对于商品来说剩余价值的实现。对于商品来说，问题不在于交换的产品有着什么性质，而只是在于它拥有的劳动的量，这个量对于商品来说就是它之前劳动的增殖，是作为社会总资本对总剩余价值的成比例的索求。至于这个增殖的分配，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而反过来，作为单纯的产品，这一交换过程只是在产品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劳动量上是一致的。劳动的交换不过是为了需要而改变一种形式而已。对于它来说，这不是什么价值的实现，因为劳动还是作为社会的劳动实现的，它遵循自己应有的规律既作为计划生产的一部分，又作为取得总生活资料的等比例的一部分。斯大林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交换究竟在资本主义下起到过什么作用，以此也就不能明白，在生产资料完全公有以后，交换就完全失去了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因为社会关系已经不允许了。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固然单纯的产品在与商品交换，可对于它本身来说，交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作为直接的消费者来说，它用一件物品交换了自己的需要的等价值商品，但对于他来说，这种交换的完成就意味着他不会再把这个消费品当做商品，他不会再出卖这个消费品而是要自己把它消费掉。这样，商品先是商品，然后又否定了自己作为商品，它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在之前这个关系体现在私有者上，现在这种关系体现在直接的社会上。固然这种“消费”和资本主义的消费完全不同，它不过是一种对于社会劳动的分配而已。而资本主义的消费，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它总要作为价值实现，也就一定会作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就像资本主义生产一样。所以斯大林所说的无产阶级野草莓图片专政时期“商品普遍存在”这句话是完全暧昧不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他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有社会化生产资料也有私人生产资料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他不明白产品一方面可以是社会的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商品，劳动一方面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可以表现为间接的社会劳动，即首先是私人的劳动。如果不这样说明商品的“普遍性”，那就完全把普遍性作为了一种空话，也就不能看出，社会中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在生产力逐步发展之下战胜另一种使得商品最终彻底消失，反而只能在“公有制”与商品的怪圈之中陷入无限的矛盾。

那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公式是这样的：在生产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生产以前，生产社会化是难以实现的；而只要所有的生产资料没有属于社会，那商品就仍然存在，阶级也仍然存在，剥削也依然存在。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成为必要，而国家也就会继续存在。谁如果背弃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也就是客观规律本身，他就会发现社会中的一切都会起来与他作对，想要消灭的一切事物马上就会以另一种面貌重新出现，并且为自己本来应该达到的状态不断开辟道路，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危害（以本文所指的事物来说）就会比之前更大。

而在政治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阶级的专政。正如恩格斯说：“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马克思则说：“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的本质区别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实现，那么它就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是与以往任何的一种阶级专政都不同的，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这种专政就是对专政本身积极的否定。它在政治上是压迫的，但在经济上却是要解放的，它在政治上的压迫是广大生产者对剥削者的压迫，在经济上是消灭剥削者对生产者的压迫，在现在自然就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曾经的专政又是什么呢？它是为了维持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无产者的压迫，在政治上维护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在经济上则维护现存的剥削体系。由此可见，两种专政的组成形式和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再使用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打碎它。

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存在旧式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意味着剥削阶级的统治。一个事物是什么样的，就意味着它是要被怎样使用，即怎样运动。而现有的生产方式，又使得国家机器必须存在。用于压迫广大无产阶级的工具不可能被当成他们用来解放自身的工具，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反过来说，这种工具只要仍然被使用，那么它同样只能有一种用途，那就是压迫无产阶级。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无产阶级的专政与资产阶级的专政有着怎样本质上的不同。这样看来，如果某个个人或集团掌握着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国家机器，却自命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种自上而下的小父亲似的“仁慈”，那他们的谎言就应当受到一切工人最无情的讥笑。所以，马克思主义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只是说取得了这种专政以后应该怎样做，还在于或者说同样关键的还有这种专政应该怎样组成，那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使得地方充分自治下公权力的一切代表全部实现普选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使得随之而来为数不多的官吏可以随时罢免；一切公职人员领取着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酬。它的重要性和实现经济上的解放是完全一体的：只有这种无产阶级组织的形式才能为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解放开辟道路，而没有经济上的解放，前一种组织形式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就必然没有另一个，另一方面一个的出现就必须意味着另一个的产生。在这两者之中，又必须以政治上的率先实现为后者的实现创造条件，在这里政治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反过来说，政治上的实现正是在之前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在这里，经济上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可见它终归是经济的。它们彼此互为条件，相互产生，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具体的不同表现。从不同的方面来说它们自然是不同的，但是就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来说它们又是一体的，是同一个事物。马克思说：“（公社）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直接把来不及在经济上采取任何措施，甚至不愿意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公社直接断定为“巴黎公社就是工人政府”。因为它直接包含了解决经济关系，即一切问题的可能。

但是斯大林就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但它“终究是一种形式”。可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它怎样组成，也就意味着它会怎样使用，也就意味着它是什么样子的。斯大林又说“一切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样的内容为转移。”可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就意味着它有什么样的内容。以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就是打碎国家机器，逐步实现公有制，它这样做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做就必然是什么，而不需要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可斯大林却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条件，而关键在于是谁领导的。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看它本身是什么，也就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而在于是谁领导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歪曲，就必然越滚越深，为最邪恶的势力进行辩护，成为一切噩梦的开始。它的结果只能是这样：某个集团宣布自己成为无产者的代言人，就像古往今来的君主们把皇冠扣在自己头上一样，这样它即使恢复了国家机器，使得成千上万的官吏勒得社会窒息，但只要这个集团存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即使不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社会中资本主义依然在不根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但只要这个集团存在，那它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试问，这套反动透顶的学说难道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在这套理论之下社会主义不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形式，而是成为了某个集团篡夺社会权力的形式。

由上所述，我们得到了两套公式，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它要求粉碎国家机器，生产资料公有并依据社会需要计划生产；另一套这是斯大林的公式，它不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反而要用无产阶级专政证明某个集团的统治，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否定了自身，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那么，后一种公式的命运只能是这样，它在政治上丧失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在经济上又不能为自己开辟解放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之中产生的一切生产力就只能强行把社会实现为它应有的形式，也就是把那层早已丧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炸开露出它本来的面孔。显然它就只能有一种形式，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曾经像寻找幽灵那样寻找资产阶级“复辟”，现在可以发现，这个幽灵自然是不可能被找到的，就像一个人在外面四处寻找一个随身带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一样。所谓“复辟”不过是社会实现它本来的面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个必然结果。

到这里为止我们还完全没提到过无产阶级政党，那么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党的作用呢？完全不是。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急切希望各个国家出现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对德国存在无产阶级政党而感到欢欣鼓舞，为英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工人的无所作为而扼腕叹息。马克思这样说：“工人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的要素之一的人数，但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引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在为了政治上的运动，进一步说就是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实现自己最终解放所需要的政治上的运动。恩格斯说：“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但是，他们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给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可见，工人阶级想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代表自己，就像其他一切集团，想要在政治上为自己开辟利益，也必须组织为政党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

但是政党又和整个阶级是不同的，恩格斯这样说：“（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那部分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人，为了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恩格斯这句话的条件在于，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工人阶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无产阶级由于遭受着残酷的奴役，繁重的工作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片面性，使得他们所能接受的教育和知识都是极为有限的。这就必然意味着，不是所有无产阶级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共同阶级利益，而必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整个无产阶级由于自身所处的阶级条件，只会本能的，即自发地倾向和接受这个他们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这一部分称之为“先进工人”，而列宁则称之为“觉悟的工人”，总之这种不平衡都是为他们所承认的。这种阶级（或者集团）内的不平衡，不只出现在无产阶级，在其他阶级或集团内也是一样，所以就需要组成一个政党来代表和领导整体，只不过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人数众多，而在社会中又是处于被剥削的弱势地位，使得这一点体现的更明显罢了。那么，这种现实条件所要求的，或者说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把自己的阶级利益体现在政治运动当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就必须在整个阶级中把那些先进分子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用先进的知识即马克思主义领导整个阶级，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作为一个阶级实现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不是一个外在的政党自命为工人的代言人，而是作为一种急切的现实需要，是工人在政治运动中本能地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从而自觉地组织成为政党，用这个从阶级中组织出来的部分领导阶级整体。反过来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只能作为一个软弱无力的阶级存在，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尾巴”。这样从中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就必然出现无产阶级政党，它不是一个幻想的产物，而是随着需要而必然开辟出自己道路的现实的产物。

斯大林认为：“党是代表阶级的。”这是一句无可置疑的话。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党是如何代表阶级的，或者说党代表了阶级的什么，它应当润邦国际酒店代表阶级怎样做。不解决这一点而说党代表阶级就完全是一句空话。那无产阶级既然组织出了政党，它所要实现的就不能仅仅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某项特殊的利益，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整体的最核心，最主要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把这一点体现在政治上。这个无产阶级的主要利益只能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对于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自己总的核心利益，对于历史来说又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不说明这一点，就不能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需要几个党的问题，如果简单地说党是代表阶级的，那么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是有几个党存在呢？显然是有至少两个大党存在，那么哪个党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说它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是后者，那既然资产阶级能有若干个政党，那无产阶级又该是有几个政党？可见在这一团乱麻之中，如果不指出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那就只能陷入无限的矛盾之中，要么是有若干个政党都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么是某个集团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父亲，这两者无疑都是荒谬的。因为无产阶级是要实现一个根本的目标，所以它的党必然只会有一个纲领，也就是必然是一个党。如果有不同的集团都声称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有着同样的目标和纲领之下才有着联合的可能，或者说为了实现目的有着联合的必要。如果党的目标和纲领已经得到了整个阶级内广泛的认同，那对于整个阶级来说自然就没有成立第二个政党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后者在现在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实现他们解放的纲领，这一点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到，所以资产阶级就只能表现为若干个匪帮代表资产阶级内不同的集团相互倾扎。只有一个政党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绝不是说无产阶级内部不会存在其他的集团，在任何时候，无论无产阶级是否取得了政权，无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限制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但是这些集团代表的都只不过上无产阶级部分的、次要的利益，这只能改良这个社会而保留对无产阶级奴役的本质，略微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而不能把无产阶级彻底从这种处境解脱，所以它和无产阶级真正的目的绝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这些集团才只能称之为集团，而绝不是在政治上实现无产阶级真正目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也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关注无产阶级那些次要的、片面的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关注这些，那它就不能反应阶级的要求，就必然脱离这个阶级，成为无根之萍。但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只关注这些片面的、次要的利益，它在高度关注这些利益的同时，还应当把整个阶级提升到像自己那样先进的水平，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处于阶级的一般性水平。它不能不通过实践指明一个事实，不彻底改变现存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想要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贫困、苦难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必须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这样做，那这个政党就不可能领导阶级，也就不可能成为代表阶级的党。

现在我们得到了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他要求粉碎国家机器并且一步步把生产资料集中在社会手中；另一种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与阶级的关系，为了实现阶级本身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不能不组织出一个政党来领导自己在政治上的运动。显然，不明白这两种必然出现的关系之间的联系，就既不能理清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实现先进知识对整个阶级的领导。二者的相互冲突会把两者都炸毁，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就曾经喊出过“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们都自称有着“无产阶级政党”，但没有一个不恢复了国家机器。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它想要实现领导整个阶级的目的，不仅在于它所制定的目标和纲领，更在于它是怎样将其付诸实践的，它怎么做才能表明它是怎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只是凭着纸上的纲领就能领导别人，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只有它在实际运动中才能起到领导作用，才能让阶级自觉的接受领导。但这种领导不是没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不是只要政党一旦付诸实践，整个阶级就会影从，而是它必须在运动中证明，它的确在实现着整个阶级的目标，在把阶级引向最终解放的道路，才能得到整个阶级的倾向，才能实现和巩固自己对于整个阶级的领导。这其中既包括实现阶级的经济上的利益或者为阶级实现一定政治上的权利，也包括带领整个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在于取得政权之后领导阶级逐渐消灭旧的经济关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其中是一个由量到质的发展过程，而且是沿着无产阶级的正确道路前进的过程。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个过程中，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保持正确，它才能赢得整个阶级的信任，才能实现领导作用，而不是某个集团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小父亲，自命确立了领导，这样它无论做什么，自然都是“正确”。固然，没有哪个政党或者任何集团或个人能一直保持正确，也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何失败都会使得阶级抛弃政党，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的失败都会动摇党的领导和损失党的威信，无非是根据失败的程度决定损失领导的程度罢了。如果只是小的、暂时的失利，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总结自己的错误，用实际的理论说服阶级，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样它才能恢复自身的元气，继续实现自己的领导。但是如果这个政党带领阶级受到持续不断的、极为严重的失败而不能恢复，或者说把阶级带向了偏离其本身应该走的道路，那它无疑会被阶级抛弃，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政党一旦被阶级抛弃就必然会毁灭。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表现出它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集团而存在，而不考虑其性质；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有着无产阶级的性质，而不考虑其作为一般人的集合。就代表阶级或者某个阶级中的集团的政党来说，它们都有着这种二重性。只要作为一个政党，它必然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就这方面来说决定它的性质；就代表某一群体的方式来说，它又必然成为一部分人的组织和集合，即成为某种集团。两者之间同时还有着联系，例如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方式与资产阶级政党自然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某种组织；而反过来这种组织方式又影响着它的性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上不能没有普遍的民主以及对于民主决议普遍的纪律，它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团一样，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二者既然有着联系，一方面的发展就是两方面的发展，反之亦然。例如无产阶级组织上的发展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政党与阶级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它的阶级性质就会发展；而它的阶级性质的发展又必然更能赢得阶级的青睐，扩大它的组织。反之如果它丧失无产阶级性质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信任，组织也就会受到打击；而组织被打击又会使得政党体现阶级性质变得困难，例如反社会党人法，412政变或者一切违根服务器反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及行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毁灭，不是指的这个集团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指的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是否存在的问题，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作为一个集团可以失掉无产阶级的信任，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固然这可能也意味着集团受到打击，但是就集团本身来说却未必致命。就集团而言不一定意味着消失，而在性质上还有可能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例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它曾经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后来失去了无产阶级性，而有了其他性质。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显然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一个集团而言，它并没有毁灭而是反过来为资产阶级效力，这样作为政党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而一个政党，既然要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或者阶级中一部分的利益，或者作为代表阶级利益的一部分，在这种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即社会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且尖锐对立的条件下，它失去无产阶级性质后还要作为政党，要满足其二重性，就只能把自己的性质换成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不可能再有别的性质。我们之前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领导，在这里又可以看出，只有在运动中符合物质实际，符合无产阶级的现实要求，即在正确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它们不是彼此互相产生和转化，不是彼此互相为条件的存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就自然有着各自存在的条件，各自运动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有自己存在的条件，绝不能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说“巴黎公社就是工人政府”，但在当时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另一东京女巨人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在政治运动中的必然产物，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正面回应那些“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理论，这些人不明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种幻想，它对于整个阶级的领导也不是某种强制行为，是无产阶级的运动自觉地形成着它的政党，接受它先进理论的领导，因此它是一个不可能用强制手段消除或否定的事物，而必然是这个政党必然会出现，这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然要实现。但是绝不能说这个政党取得政权就意味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的误解要比无产阶级专政的误解大得多。就像斯大林所认为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被篡改成了“谁的领导”的问题，斯大林认为这种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条件，并且认定苏联不能存在其他政党，这个政党不能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似乎否定这一点，就会堕落成议会民主制度。但是堕落到议会民主制度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本人。他认为他的这套理论是反对议会制度，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他肯定某个政党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个政党不需要做别的，只要在选举中取得执政地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个党不需要粉碎旧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机器，不需要把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而只要它掌握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是谁堕落到了议会民主制度，不是不言自明吗？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完全背弃了无产抑郁症书籍阶级专政的形式，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那它也就不配称之为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看来，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只要某个政党取得了政权，并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套反动理论全然忘记了恩格斯的话：“民主共和制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恩格斯不否认用和平的方法取得政权，但这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一般形式。它是特殊形式就在于，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开辟道路，也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权实现粉碎国家机器和经济上的公有制，这也是证明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只有这样，特殊形式才算终结而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形式，它的关键显然不是哪个政党政党执政的问题，而是在于利用政权做了什么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专政本身。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这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共同点只能是它们都是无产阶级在运动中所必然出现的事物。但这也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是两个毫无干系完全独立运动的事物。它们作为不同的事物，而且是处于一个运动之中所产生的不同的部分，在事实中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正如在前面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就是取得政权并以此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虽然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的存在以及运动却可以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和巩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又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形式，它必然意味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极大高涨，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必然产生着对无产阶级政党迫切的需要，也就是促进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马恩就直接指出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被迫切需要政党的必要。当然根据历史来说，在一般情况下（不是绝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要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的需要，而在于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沿着无产阶级应走的道路，即粉碎国家机器和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前进才能证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另一方面也是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它没有背离它应有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无产阶级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走向自己解放的道路的，那么这一过程的实现就必然能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威信，也就是在实际运动中证明自己的正确以取得整个阶级的信任。所以这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也是政党本身的巩固。在实现这一过程之中，无产阶级政党还为自己的发展，即领导整个阶级创造着条件。

无论是马恩还是列宁都承认，在直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也就是实现了民主共和国（当然也可以是自由的立宪国）的条件下，即拥有完全的普选权，保障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运动发展条件要远比在君主专制下优越。所以马克思给普鲁士提出的任务不是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求它实现“最完全的自由主义”，这绝不是什么能使得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而是蕴含着解放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才能更自由的活动，也就更好的与阶级接触并领导整个阶级运动。但即使是这种最完善的民主共和国，也它仍然存在着用于镇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奴役。总之，无产阶级所有的权利依然是不充分的，无产阶级依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枷锁就不会存在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必然就必然是它作为一个阶级得到比之前任何一种制度更多的活动空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就必然是它能更加充分的发挥自己作为代表阶级的作用，在这种更先进的制度下，只会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表现的更加突出，它不会削弱任何党的作用，反而会愈发肯定它的作用。当然一切的前提是，这个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只有假的无产阶级政党害怕失去自己窃取来的统治地位，才会限制无产阶级的一切权利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无产阶级来说，按恩格斯的说法，争取完全的普选制以及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就是争取无产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就是“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无产玻璃粉阶级才能有着完全的权利组织成政党，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果它处于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之下，就是说享有完全的普选制的国家以及所对应的各种自由下，那检验这个政党的力量的首要方式就是选举，它直接体现着这个阶级对于这个政党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在德意志帝国下的普选就已经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检阅了，那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难道能舍弃这种方法吗？如果抛弃这种方法，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检测自己的方法。这就像有人想证明自己有某种能力，却不进行考试一样荒谬。就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普选制等于不存在。这些自由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自由的宣传自己的的无产阶级思想而不受侵犯，同样整个阶级也能反映自己的思想不受侵犯，并把它付诸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与整个阶级实现最完全的接触。绝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有一种所谓“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必然不是从无产阶级中产生的，而是由某个教皇先知把持着，他自命为无产阶级的父亲，目的不过是为了窃取社雅思考试的内容会权力。无产阶级的任何思想和理念都只能从这个阶级在社会的运动中产生，而不可能由一种强制力规定，这种先进理论不是某个人的意志，而是阶级的意志通过人来反映，因为阶级本身没有人格，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阶级的青睐。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它正需要在自由的条件下宣传自己的理念以证明自己是阶级的理念。所以任何对于表达思想理念的禁锢，都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本身。既然无产阶级的理论又是用于武装无产阶级，来促使它作为阶级行动的，如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那么既然有着对思想的禁锢，必然有着对于行动的禁锢。所以任何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必然伴随着对结社集会的限制，二者李林甫口蜜腹剑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可见，丧失了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已经有的自由，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接触阶级。那只有恢复到地下组织的状态，也就是限制住自己的大部分能力。但是无产阶级政党随着本身的发展，迟早要从秘密状态变成公开状态，甚至是执政状态。只要进入这种状态，那资产阶级共和国下基本自由就会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需求。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些已有的条件，那就必然使得自己既不能检测自己，也不能接触阶级，那结果就只有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毁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如果没有完全的普选制以及民主共和制下所要求的各种自由的话，它就没有粉碎国家机器的任何可能，也就没有实现经济上解放的可能。甚至不要说粉碎它，如果没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要求的条件，资产阶级自己就会失去权力而把它让给国家机器，社会就是国家机器的直接统治。但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又决定了社会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难道无产阶级能指望国家机器的直接统治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无产阶级本身是与国家机器不相容的，它必须粉碎国家机器，这种机器就是被用来对付它自己的。所以一旦丧失了完全的普选制以及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就必然是国家机器的直接统治和资产阶级的间接统治，它总归还是资产阶级的，是国家机器取得政治权力以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即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奴役。正如马克思说：“要挽救它（资产阶级）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来。”这样，就之前资产阶级国家已有的那些条件来说，实现这些条件既是肯定无产阶级政党，也是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享有完全的普选制度，保证无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即保证资产阶级共和国下的基本要求；在此之上还要保证无产阶级不受密如织网的官吏的压迫，保证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实现这些网站工具要求是这个政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它的无产阶级性质来说，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为了阶级整体，而且还是为了政党本身。这些要求，就是检验无产阶级政党的试金石。列宁说：“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对于冒充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一切完全相反，它如果不剥夺无产阶级的以上一切权利，这个匪帮本身就不能生存。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党的行为不过是由其性质所决定的，它的行为对它来说不是什么外物，而不过是维持这种性质，即其本身的生存罢了。但与此同时，它的行为本身又产生着它的性质。因此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那反过来说，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由无产阶级政党执行的过程，又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证明过程。这样，作为一个政党是否坚持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就是它是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自封的，它要带领阶级沿着无产阶级的历史道路前进才能证明它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无产阶级专政又是这种道路上的必然环节，所以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上，即粉碎国家机器和实现公有制的性质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是有着相同的目，是共同进退的。这一点既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也会肯定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之前所说的二者具有联系，绝不是一句无条件的空话，而是现实中必然存在的要求。前面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互为条件的，但那里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条件，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也未必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绣金匾钢琴曲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表现出来的。它们虽然彼此不为条件存在，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必然实现的事物，而无产阶级本身又必然要组织为政党，它作为一个政党就必然以执政为目的，要取得政权，这也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必然目标，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阶级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代表阶级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反对这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本身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通过政权来实现无产阶级专咖啡机品牌政，这绝不是什么幻想，也不是反对我们之前所说的二者彼此互不为条件，而是无产阶级在自身的运动中会必然出现的事物。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又因为彼此有着共同的目的，所以二者作为不同的事物又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显得尤为紧密，两种不同的事物在这里交汇在一起，但又彼此不丧失自己原本的性质，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以及共同存在的条件。只有彻底明白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回应资产阶级那些“一党专政”的叫嚣。资产阶级一直咬住不放所谓“自由和民主”，即完全的普选制和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似乎这些会动摇和毁灭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其实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从其中汲取力量并且愈发巩固，它不仅要全盘继承这些，还要把这些措施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名无实的方面真正发挥出来，使无产阶级摆脱官吏的奴役和实现精力上的解放。无论是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下的基本要求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都不会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是会巩固和发展这个性质，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说证明自己的存在，无产阶级政党都不能不这么做。资产阶级的种种叫嚣如果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在用试金石检验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罢了。不过阶级的任何认识都是由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所以资产阶级只能从自己所处的关系中衡量无产阶级，他们自然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也会是和自己一样，是两个匪帮互相倾轧然后反过来让无产阶级选择一个奴役自己。他们自然不可能想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其实会在比之前任何一种制度都民主的多的条件下真正确立下来。只有明白这一点，无产阶级才能第一次挺直脊梁向资产阶级回应道：“你们想用那群匪帮的所作所为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出现、领导和执政，只不过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真正作为一个阶级行动的恐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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