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 在人类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学派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研究马克思与原始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概念，也是争论焦点。自马隆下巴整形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来, 这一理论 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一年代演变成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也随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如此，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又与新中国以来的民族识别工作与民族理论密切联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 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值此大背景下，重拾“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科，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主要通过回顾建国初期的学者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做出的讨论，并做出一个大致学术梳理，希望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科提供帮助与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亚细亚生产方式

引言

在人类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学派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研究马克思与原始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概念，也是争鬼牌论焦点。早在19世纪的上半叶，马克思对亚洲问题就已经有所关心。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他们研究的课题是世界的课题，成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只有关注亚洲、研究亚洲，所得的研究结果才具有真实的普适价值。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最早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及其他有关著作中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是有如下的几个特征：（一）不存在土地私有，实行专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二）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三）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权体制；（四）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等的职能。[1]

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东方还有西方社会时，都是首先从其特殊性角度展开，形成了对西方社会经济形态五个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在东方，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发现，东方存在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他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对东方社会的整体思考。

在共产国际的六大第31次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作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总结报告》，其中虽然承认中国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瞿秋白进一步说明，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已经改变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旧式的亚细亚国家，即由集权政府、君主、皇帝统治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国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了。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至于其经济方面，那么，中国早已存在土地私有制。”瞿秋白在会上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且反驳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2]

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者布洛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意味着，“它表明马克思并不相信会有一个固有的适用于全人类的进化图式”。正是由于不同学派之间的各种观点彼此碰撞，百家争鸣，因而更加凸显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纵观二战后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讨论，可以总体的看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经历了一个认同“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到打破这一框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这本是一个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良性发展的过程。

但要警惕的是，二战后尤其是当代人类学在应用东方社会研究的新成果，重新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建设中国民族理论时，既有机械化地理解湖北交通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简单化地将“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套用到中国民族地区实际中，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过程中没能很好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失误。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全盘否定“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谬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适用性，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研究的指导作用无疑也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现。

此外，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了当前阶段的圣火徽章主要任务是：把握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提高做好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此外，会议还强调，解决好海外华侨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3]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就包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展望。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重新免费学日语梳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史，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以下我们将以时间顺序回顾建国初期的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作的学术讨论。

建国初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背景

在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是一个与推倒三座大山紧密相连的理论问题，因为要解释现实的中国，阐明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确定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道路，就必须解释清楚历史上的中国，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而要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就必须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我国革命及建国初期进行学术讨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郭沫若就曾以马克思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历史线索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划分。[4]

而在五十年代初期，民族理论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又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要，史学家范文澜通过列举我国秦朝以及汉朝时期出现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历史事实，按图索骥找到了斯大林定义的民族四大共同特征，从而作出另一种结论:“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5]为“汉部族”与汉民族的学术争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种历史环境与现实需西服面料要下，迫使当时的学者必须更加深入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因此也是这一时期展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讨论与认识。

建国初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过程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有以下几种观点：原始社会说、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特殊经济形态说、铜器时代说、原始大家长制家庭公社说、混合形态说。我们这里通过介绍前两种观点形成的具体过程来分析这一阶段对于“亚细亚生分享阅读产方式”讨论的特点。

童书业在《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4期上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6]，触发了建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他认为“在恩格斯写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前，大概普通曾以为农村公社为原始公社制的代表印度的农村公社就是当时所发现的农村公社制的典型，即所谓‘亚洲的农村公社’，亦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7]何兹全认为，马克思用了亚洲的生产方式这一辞来代替原始共产主义,并放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几个演进时代的第一个阶段。把一个地理名词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这完全是出于借用,犹之我们用“仰韶时期”“龙山时期”一样”。[8]这派学者包括更早的郭沫若都基本认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形容的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

而到了五十年代，最早发表文章阐述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观点的是日知。他认为，“确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为奴隶制的生产方式, 这是十多年来苏联史家一致的结论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 也就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是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同时期的吴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早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早熟的奴隶制社会,也即所谓早期形态的奴隶制社会。”“古代世界中的奴隶制社会有过两种形态，一种是发达的典型的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一种是早期的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奴隶制社会后一种称之为亚细亚形态或东方形态的奴隶制社会。”

建国初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特点

在五六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里，新一代的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站在苏联民族学以及东方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既古摄影有继承也有发展。童书业进一步发展了郭沫若所持的原始社会说，但在继承而否证了他多点触控的“宗长式”概念他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学说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而在十九世纪年代末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文献中所说的亚洲具体社会“不相干涉”，这无疑指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之一般性和马克思叙述东方具体社会之特殊性在理论层面上的区别。

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也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讨论开拓了新的视角。在五十年代的争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制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苏联的影响。于是对奴隶社会的认识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古典希腊、罗马是发达奴隶制成熟的奴隶制晶体三极管，东方是不发达奴隶制早期奴隶制，两者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另一是古典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东方奴隶制古亚细亚的奴隶制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者说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两条不同路径。[9]由此又推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进也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必须从早期的不发达奴隶制经过古典的发达奴隶制才能进入封建社会，另一种是奴隶社会的两种类型，都可以直接向封建制发展。

在这一时期，吴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突出的,他从年代中期开始，就把科研的重点放在开拓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史领域，在学术上试图把中国放在东方社会范围内，重新进行考察研究。他试图系统全面地研究巴比伦、中国、印度、埃及，直至俄国，以期找出东方世界的规律和特点，并探寻中国对世界史的意义以及现在的中国在全世界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这一时期苏联影响下“古代东方奴隶制说”在中国的新发展，[10]这些都是建国初期以来，亚细苏州大学文学院亚生产方式讨论过程中的特点。

建国初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总结

通过回顾建国初期，我国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观点与学说，我们应该总结其发展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尚且处于起步阶段，“五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框架仍然制约着当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费孝通在广西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写出《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依然是以按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出发，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等特点分析，对广西的民族地区做出了大致的考察。[11]

然而，走出“五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框架并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理论的指导。建国初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推进了对东方社会和中国历史特殊性的认识，也推进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这恰恰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黄现播在1957年出版的《广西壮族简史》中就指出“依汉族社会发展史，由氏族部落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但社会性质的决定，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公式化机械的硬套。唐以前和唐末宋初，认为憧族社会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文献上都没有记载，惟有氏族部落社会，尚可由各方面材料，加以推断”。[12]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的总趋势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和民族研究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理论的丰富。

总结全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纲领性概念,他在研究东方社会时己经发现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即东方社会公有制残余长期存在，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途径，所以要从两条路径来回答进入文明社会的问题。然而过于强调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也同样会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轨道。因此，深入全面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十档行情方式，既不能像机械式理解，简单套用；也不能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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