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商！毛泽东“持久战”打垮日军，为何说“解放战争拖不得”？

毛泽东论断“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

这两次战争是他军事谋略运用之集大成者，但战略策略却截然相反。

根源在于他卓越“势商”，越是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越是高瞻远瞩，把握大势，在关键时刻作出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略判断，为大势趋，驭势者胜。其战略预见的思维、方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39年毛泽东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

1.“快不得”：抗日战争必是“持久战”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一时“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实质都是投降。一个是投降日本，寄希望“共荣”；一个是投降美英，寄希望“外援”。国民政府高层认识不一、日趋撕裂，民间更是悲观情绪浓重，看不到希望。

危亡之际，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横空出世！

他严厉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断定“抗战是一场持久战，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毛泽东深刻洞察到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战争，更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法西斯的战争。

因此，在世界主要大国苏美还没有参战之前，必须是守势。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他在《论持久战》中分析：

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

二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

三是，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四是，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

第一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

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

毛泽东《论持久战》单行本

他指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

毛泽东《论持久战》第一次将“持久战”系统化、理论化，让大家看到了预期结果，虽艰难，但必胜！像定海神针一样稳定了军心民心。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将《论持久战》发放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人手一册，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2.“拖不得”：解放战争绝不可错过“窗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依仗兵力、财力、地盘优势，发动内战。

毛泽东计算共产党家底，乐观估计解放战争要打5年。

他最擅长打“持久战”“游击战”，但为何后来突然强调“解放战争拖不得”？在兵力数量、物资潜力处于劣势情况下，不顾林彪等反对，力主发起“大决战”，4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开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彻底逆转局势。

根本原因是国际形势“窗口期”极为难得。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国力已疲弱至极，急需休养生息。国共两党开始就建立联合政府进行谈判。

但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苏联利益，分而治之是他们最优项。

尤其是蒋介石政府1945年8月与苏联签署了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承认蒙古独立，承认苏联在中国大连港、旅顺港以及中东南满铁路的主权。这些直接关系到苏联利益。

因此，日本投降后，苏联为了保持《雅尔塔协议》拿到的旅大、中长权益，并没有把东北移交给中共，以此换得国民党政府履约。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后，特意致电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保证不打内战。

《雅尔塔协定》瓜分了二战后远东势力范围

解放战争， 国共双方实质是美苏代理人战争。

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共。而划江而治的分裂中国符合背后两个大国利益，是他们优良的战略缓冲区。

而中共没有实力做出选择。

但1948年6月出现了一次转机。毛泽东果断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一举扭转了中华民族命运，不到1年时间，逆天改命把一个必将分裂的中国硬生生变成大一统之中国。

这个转机即“柏林危机”事件。

“柏林危机”态势图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公布“关于改革植国货币制度的法令”；6月21日，正式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了“B”记德国马克。这一行动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苏联得知该计划后，于6月19日提出抗议，占领军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布《告德国民众书》，称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

6月22日，苏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D记号马克。6月24日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走廊通道。

同时，苏联驻扎在东部德国地区的30多万军队摆出了强烈的战争姿态。美、英等国对此反应强烈，立即向西部德国紧急调动兵力，准备全面迎战。

一时整个欧洲再度陷入危机，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此即历史上震惊世界的“柏林危机”。

最终，由于双方都不愿诉诸武力，经过谈判，达成了妥协。

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解除对柏林的封锁，柏林危机结束。

正当美苏陷入“柏林危机”无力顾及其它时，毛泽东迅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窗口期”，立即打响“三大战役”。

“柏林危机”1948年6月爆发，辽沈战役1948年9月打响。

“柏林危机”1949年5月结束，“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中共统一全国大局已定，美苏再干涉为时已经晚。

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

即便“柏林危机”对峙时，1949年1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斯大林仍致电毛泽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毛泽东没有理会，一鼓作气向南推进，还把意图阻止解放军横渡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都打残了，让在中国横行一个多世纪的“日不落帝国”颜面尽失，打出了声威和硬骨头精神。

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

彭德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看桅杆”：毛泽东超强战略预见力

毛泽东多次提到看“桅杆”，把战略研判力作为干部的基本能力。

在海边眺望远来船只，先看到桅杆，再看到船。“看桅杆”就是看到事物的先兆，就是战略预见力。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意即当干部必须学会善于发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1946年春节，延安人民向毛泽东赠匾

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时说：

什么叫做领导？

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

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

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

这就是战略预见的本质和价值。

毛泽东认为：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

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战略预见。

毛泽东提出军事有自身的运动规律。

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

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

1946年毛泽东与朱德在延安

毛泽东同时强调：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

1938年5月，他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时指出：

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

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

但毛泽东论述的侵华战争性质、日本国内阶级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日本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矛盾，事实就按此论断一步步演进至终局。

毛泽东在陕北朱官寨住所察看地图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总结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思想和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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