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主席托人转告罗斯福：我和周恩来愿意去华盛顿与你会面

众所周知，毛主席毕生只出过两次国，而这两次出行都是选择了苏联，他为中苏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推动国家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当年，毛主席就计划出国访问，不过目的地不是苏联，而是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毛主席曾经托人转告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我和周恩来愿意去华盛顿与你会面！”

但这份信件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搁置，罗斯福在此期间突发脑溢血去世，中共与美方的接触就此若即若离，毛主席深表遗憾地评价道：“罗斯福是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的英明领导者！”

那么，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如何，为何毛主席主动提出想与罗斯福会面？

说起中美关系，最早可追溯至184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给清朝的道光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落款是：“您的好朋友 约翰·泰勒”。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一次写信给中国皇帝，也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接触的开端。

彼时的清政府刚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打开了国门，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美国自独立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两者的实力此消彼长。

到了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政策，势力渐渐渗入亚洲地区，清政府则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打了败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下彻底揭开了清政府“虚壮”的面具，美国人看清清政府真正实力，于次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中国攫取丰厚利益。

一战以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是获取中国市场，毕竟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是美国商人最在意和孜孜追求的目标，美国占领下的菲律宾就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垫脚石，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解决美国商品过剩问题，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第二是派传教士来华传教，并促进所谓的中国“文明化”和“现代化”，美国政客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近几十年来处于衰败阶段，遭受世界多国欺凌，而本国是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盛，如果美国扶持这个古老落后的国家，将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会对美国形成依赖心理。

第三是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基本完整，毕竟美国甚至中美两国相距过于遥远，无法长期占领中国领土，如果中国被多国瓜分，中国的大门可能会对本国关闭，并且会影响到远东国际力量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展开紧密合作，蒋介石为美国大开国门，美国为蒋介石提供各项援助。但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激怒了日本，日本认为美国在处理东亚关系时过于偏向中国，影响到了它在华的既得利益。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推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初，美国的政策既明确也模糊。美国希望保全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也不愿和日本决裂，蒋介石寄望的“国联”调停无果，致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

蒋介石虽然大为不满，但是为了寻求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忍气吞声，他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遗余力的“剿共”，我军只能进行战略转移，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党和红军决定今后在西北苏区继续领导全国革命。

毛主席虽然身处交通闭塞的延安，但他一直以来都努力求学，从报纸广播了解世界的政治形势，期间有不少美国人来延安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罗斯福实施新政，使美国工农业建设全面恢复，度过了经济危机。

而这些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各界代表回到美国后也向罗斯福讲解了延安有个毛泽东，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江西一路转移到陕北，并以陕北为中心，继续开展全国性的革命。

两人从两个阵营被无形绑到一起，即将开始一段复杂微妙的接触之旅，而这个契机就是日军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以后，举国震惊，已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两党号召全国军民奋起反抗，打倒日本侵略者，不过当时的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差甚远，战争伊始，中国军民虽然英勇战斗，但还是没能保住神圣的领土。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人嘴上表示反对日本入侵中国，却始终同日军进行军火和原料交易，光是1937年至1939年，美日间的战略物资贸易额就有7.16亿美元，是中美贸易额的5倍，这种“孤立主义”政策无异于是对侵略扩张的默许和纵容。

一直到1940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政府才宣布对日贸易禁运，但是对日本的制裁仍然留有一定余地，即石油等战略物资并不在此制裁范围内。此时的美国仍然对日本抱有一丝幻想，那就是只要日本做得不是太过分，不侵犯自己的利益那就相安无事，很多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而发动的非正义性的掠夺战争，被侵略一方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正义的解放战争，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造的军事同盟将配合作战，美国罗斯福总统谴责侵略者，同情中国军民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和感谢的！”

可以看出，此时的毛主席对罗斯福持正面褒扬态度，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加深中共与美方交流，而罗斯福也比较重视亚洲战场，为了让中国军队牵制住日军，不让后者南下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他先后推动《中美新约》和《排华法案》的通过，第一个条约废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第二个则允许中国人向美国移民，另外为了帮助国民党抗日，美军还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和人才培训。

在罗斯福眼中，中国如果全力抗日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他并不担心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壮大，希望蒋介石能动员中国一切武装势力进行战斗，不希望国共两党在关键时期产生任何武装冲突，以影响美国既得利益。

毫无疑问，罗斯福对中共态度比较和缓，这与他会面的一人有关，此人正是美国知名记者斯诺。

斯诺曾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直面采访了党中央多位领导人，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最终出版了这篇巨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将陕北真实面貌传递给世界的第一人，他是首位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是首位采访毛主席并撰写《毛泽东自传》的人，是首位将皖南事变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的人。

1942年2月，美国白宫正举行一场例行记者会，斯诺正坐在台下认真记着笔记，突然，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韦恩·科伊走到斯诺身边，对后者轻言几句，斯诺兴奋的跟在他身后，原来罗斯福邀请他来自己办公室了解对华政策。

斯诺一走进总统办公室，罗斯福就微笑着和他打招呼，热情招呼他落座，等两人坐下后，罗斯福直言道：“我是通过你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了解你的，我想你应该是名中国通了，我想从你这了解点情况，怎么样？”

斯诺笑着说道：“好的，总统先生！”

罗斯福问道：“你能告诉我，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斯诺竖起大拇指，随后回答道：“中国人知道您常常设法帮助他们，对您非常满意，他们知道我是美国人，就会对我说这句话！”

罗斯福继续问道：“那你怎么看待蒋介石？”

听到这个问题，斯诺摇着头回答：“他是个独裁者，他很精明算计，但又自私无能，他并不知道中国人民究竟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发动群众，而毛泽东先生就不同了，您知道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就占了绝大部分，不能获得民心是很难统治中国的！”

罗斯福笑着说道：“我很高兴咱们看法比较相似，对了，你接触到了中共高级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斯诺回答：“总统先生，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非像我们国内一些人想象的是斯大林的附庸！”

听到此处，罗斯福眼睛泛光，关切地问道：“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作战情况如何，他们用什么装备，吃得饱饭吗？”

斯诺回复：“他们是勇敢的十字军，我从未见过这样一支英勇的军队，他们官兵团结，与我军相比，物质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过，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指战员，他们的游击战术时常打得日军防不胜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处于绝境时，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全军上下都对胜利充满了渴望和信心！”

罗斯福频频点头说道：“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曾深入中共抗日根据地，他和你说的情况大致相同，我认为这样的军队能够赢得战争，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中国才最符合实际呢？”

斯诺回答：“我们长期以来执行先欧后亚的政策，怎么能指望亚洲殖民地人民感到振奋呢，我们需要一个太平洋宪章，对于中国，我们在那里开展了工业合作运动，能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取得一定成效，但现在资金仍然不足，因此我提议总统先生要求蒋介石在我们对中国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工业合作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毕竟它是唯一能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区都可以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

经过这番畅谈，罗斯福大致了解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和中共需求，这为接下来的实际接触打下基础。

在美国的驻华外交官中，有不少年轻外交官对国民党腐败统治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更看好中共，其中就有两人在后续的延安考察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人名叫戴维斯，另一人叫谢伟思。

他们二人都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国的老百姓最终选择的是共产党，所以他们积极主张美国与延安方面展开接触，否则中国的新旧政权更替后，美国将会被冷落甚至拒之门外。

谢伟思在向美国政府作报告时提到“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该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要积极主动地协助他们的工作，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言论，敦促美国政府应该尽早派出观察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实地了解情况。

恰好罗斯福也正在筹划一个在中国华北地区登陆的作战计划，不过这需要中共领导下的军队配合，于是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支军事观察组去往延安的要求。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但是蒋介石为人狭隘，并不希望中共与美国政府接触，就拖缓答应罗斯福的要求。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国军接连后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出现的大溃败损害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形象，社会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皆心存愤怒和不满，他们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

罗斯福更加确信国军的消极作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腐败，也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要想完全战胜日本，必须依靠中共领导的军队。恰好有几名美军飞机被日军击落，飞行员降落在华北地区，罗斯福让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希望获得华北地区准确的军事情报，特别以美国驻中国大后方的B-29远程轰炸机需要根据地的情报为由，终于说服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国观察组入驻延安。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国观察组成员（9人）到达延安，与中共商量在边区与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当年的延安机场很简陋，缺乏导航设备，地面也不是很平坦，飞机着陆滑行时，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之中，螺旋桨刮到地面折断，飞机突然转向和倾斜，幸好没有人员伤亡，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刻让卡车将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送到窑洞招待所，好生慰问。

在对待观察组成员方面，毛主席做出如下指示：“要积极主动协助他们开展各项工作，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只要属于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就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的交流彼此看法，要尽最大可能展现出共产党员的气魄，胸怀，做到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

而在后来的《解放日报》上，一个名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标题着实吸引众人眼球，最后三个字“战友们”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可见他对此次美军观察组一行人的重视。

毛主席曾与谢伟思进行了50余次谈话，最长的一次谈话有8个小时，谢伟思据此将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整理成100余份报告。

令谢伟思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段，毛主席说道：“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内战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中国来说，抗日战争进入到尾声阶段，如果再爆发内战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国家的统一，稳定将会继续无限期推迟下去，战后美国必然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力，美国是防止中国走向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

谢伟思心中明白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中国的命运不取决于蒋介石，而是取决于他们，毛泽东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头脑睿智，思维敏捷，目光远大……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美国观察组成员的一致意见是中共军队是一支年轻力壮，服装整齐，经常锻炼的队伍，他们最缺乏的是物资装备，然而，这些缺点由于他们训练有素的战斗力被弥合抵消了。他们携带尽可能轻地装备着眼于独立战斗，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舞台上活动，这显然是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第三次要求罗斯福召回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史迪威后，罗斯福只好同意召回史迪威，这是个不祥之兆，史迪威曾经力主把美国的援华物资分一些给中共领导的军队，但他和蒋介石长期闹矛盾，蒋介石就时常给他“穿小鞋”，提议撤换史迪威，现在蒋介石美梦成真，但对我军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这还只是开端，美国迫切希望中国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一来继续对日作战，二来避免中国继续发生内战。1944年11月7日，一架C-47运输机从重庆飞来延安，来人正是赫尔利（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与毛主席达成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在延安机场等待接机的赫尔利在窗口仔细打量着外面的黄土地，心中甚为得意，没一会儿，毛主席，周总理（当时是周副主席，统一全文称总理）等人赶到机场亲自迎接，还组织了一个由八路军战士组成的临时仪仗队，赫尔利这才慢悠悠的走下舷梯，在检阅仪仗队时，他没有按习惯的欢迎仪式向队伍行军礼，而是脱下自己礼帽大力的挥舞，嘴里发出作战时才喊出的“呀嗬”声，全场人都不明所以。

等到正式谈判时，赫尔利向毛主席转达了蒋介石的建议，即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领土置于自己的领导下，毛主席当即表示反对，毕竟这支人民军队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用无数鲜血才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国土，怎能交给一败再败的腐败的重庆政府。

赫尔利当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在上面签了字，不料赫尔利将这个结果反馈给蒋介石后，后者根本不接受，这五点建议形同废纸，赫尔利也见风使舵，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原先的亲华派大使高斯被迫辞职，赫尔利捡漏成了新任驻华大使，企图通过政治上的一些让步，引诱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气得毛主席痛骂赫尔利是一个无济于事的“小丑”。

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秘密接见了观察组一名叫赫伯特·希契的海军中尉，中共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亲自转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信中大致内容是如果中共能得到美国持续的道义和军火支持，将会加强对日军的军事行动力度，如果美军日后在华北地区沿海登陆的话，中共愿意积极配合，在沿海地区打通一个25英里长的地带，日夜看守，直到美军登陆。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莫克莱尔(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计划，只可惜希契回到美国后，这份信件虽然交到指定人员手中，他也受邀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此时的美国国内已经放弃了登陆作战计划。

不过此时的毛主席仍然没有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希望，1945年1月6日，他通过周总理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克劳姆莱详谈去华盛顿面见罗斯福总统一事，具体内容如下：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他们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如果罗斯福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发出邀请，他们明确表示希望去美国。这有利于保护他们相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影响。

但是这是走漏了风声，被赫尔利知道了，他让以反共闻名美国的耶顿担任上校，赫尔利也加大了反共宣传，这支观察组也彻底结束了他们的使命。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去世，这最后的一次和谈机会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要不是中间出现了种种变故，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能大有不同，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没有假设。